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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煌
李志文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我认为台湾的统独问题基本上是个语言问题。
我服完兵役,而台大研究所还没有开学的时候,拎了一支笔,完全不准备的,参加了几个公家机关的招聘考试。 公家机关嘛,吃的都是公粮,我吃人吃都是吃,不吃白不吃。当初打算,只要工作不忙,我就过一天算一天,让老蒋供我念硕士,当时整个台湾都是蒋家的,不管到哪里,都是吃他蒋家的饭。
就这样的,我进了台湾合会(现在的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由于我是混饭吃,完全没有长远打算,所以根本也没有做什么事业生涯规划,反正是暂时的,能混几天就混几天。进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乡土味极重的公司,不只是分公司全是本乡本土的草地人,连总公司大概都没有几个外省人,其中包括总经理,总经理的机要秘书,和微不足道的我。总经理出了一个外省人,跟蒋先生是台湾大家长有关,小职员出了一个外省人跟小李子混饭吃、瞎混有关。
平常在办公室,同事们当然不把我这个外省小混混放在眼里,办公室的高级语言是日语,科长以上,一抓起电话就是莫西莫西(喂?喂?),科长以下说的全是我听不明白、一句也说不出口的河洛话。后来统独问题严重了,我才知道,河洛话是最原始的外省话 是国民党的国语、共产党的北京话的老祖宗。
第一次我参加公司的业务会议,我就感觉到蒋家政权的核心危机。在场的四十几个干部,只有一老(总经理)一少(我)的母语是国语。大家结结巴巴的用台湾国语,满头大汗的、词不达意的,讨论复杂的金融问题。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青科长,聪明干练,整天在办公室用油腔滑调的河洛话吃漂亮女同事的豆腐,吃得她们笑得花枝招展,心花怒放。在业务报告得用国语,他是满脸通红、吞吞吐吐、吱吱唔唔。现在回想起来,这位科长在20年后不是独派大将,才怪呢!
所以我们台大商学1966也有一点城乡为线、阴阳为界的态势。台北市的、女性的主要讲国语,外县市的、男性的主要说台语。朋友圈子好像也就是这么形成了。我们附中帮五个全是外省人。我们的梦中情人一女帮也主要是外省人。一女中的恶势力实在太大,全班四分之一是她们的天下,啥人都有。讲到这里就画龙点睛的勾出了陈煌。
在新生训练,各自拉帮结派的时候,对女同学是闻香下马,那个漂亮,就往那里靠。对男同学是顺音寻人,按照口音找我族类。我一开始,可没有看到陈煌,他的高雄口音的台语,比陈菊都还地道,我只觉得这个台湾南部草地人,怎么长得如此白皙清秀?等他开了口,发现他的国语比我还标准。他为人低调,温文尔雅,如果现在还在世上,国民党还非要征召他出来对付陈菊不可。我们那时候的省籍问题是藏在心里,现在的省籍问题是跳在台上。陈煌是我见过最没有省籍畛域情节的台湾外省人。 
他比我晚念研究所,好像是与朱怡君同学,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没有机会打破砂锅,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问了。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也想出国留学,同时庆衡、阿照都在美国,老沈在东南亚为中华民国赚外汇,我们两人常见面,阿绪有时候也加入,一起吃碗牛肉汤水饺之类的过小资生活。
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我是没有一样球打得好的,连女生刘虚心也可以杀得我落荒而逃。他居然能跟我周旋半个小时,来个棋逢对手。他的低调跟我的高吭是有趣的对比。我想当官根本不可能,他不想当官都难。他还真不想当官,他只是想安分守己的做个公务员,孝顺父母,抚养儿女,做一个尽责的儿子、父亲与丈夫。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他一定是台湾金融界及政界的一个中流砥柱。
他是我出国后结婚的,我没有机会参加他的婚礼,与嫂子也不熟。第一次见到嫂子,居然是朱怡君带我去他家为他上香。我这辈子是劳碌命,东奔西跑,席不暇暖。居然能有机会为他插上一炷清香,也是上天赏赐的缘分。到了他家,看到他家中的寒素,我的心情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他是在台湾外汇淹脚目的时段长期主管小小台湾让世界瞩目的外汇,如此清官,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陈煌,我以你这个同学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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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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