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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与软组织
李志文班的孩子不会有读书的问题,其实清华、浙大的孩子都没有读书的问题。极少数发生读书问题的,都不是由于智商低、不努力,而是由于智商出奇的高,或念得太拼命。我与小悦、陈晓在清华创办会计博士班,十年来只有一个学生没有毕业,这个学生不但是清华本科,而且是绩点“高得吓死人”的本科生。念了八年,论文就是写不出来,我先是痛骂,以为他偷懒。后来同学告诉我,他可能迷上了电动游戏,最后我的判断是,他这一辈子除了读书考试外,没有其他技能与兴趣。到了博士班,读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智力测验,而是为了了解及创造知识,他就完全不知所措。

所以当我在浙大承姒校长的邀请办一个商学精英班的时候,我用很大的精力去思考,如何在高分学生中,剔除低能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这些学生人生观、处世道、总体均衡知识。

07班学生到了美国以后,我对他们再三强调,别担心考什么CPA、CFA,也别担心GPA。这个世界的精英群中,人人具备这些玩意,有了就行了,没有人问你考了多少分。会问这些问题的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人。到美国的首要目的就是了解美国,为什么这个国家在300年前还是蛮荒之地,这么快的就成为世界最成功的商业社会,全球精英的集中地。

我在过去几年,尤其在我的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商业社会』的美国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其中关于制度差异的部分,我提到『硬组织』与『软组织』的概念。硬组织通常出现在阶级分明、规章死板、任务简单、激励工具单一(升官或杀头)、信息不灵通的单位与机构中。中国的五千年帝制就是典型的硬组织。秦国因此一统天下,也因此迅速亡国。之后的两千年帝制基本上是沿袭的秦汉的硬组织。这也就是我常提到的农业帝国的最佳制度设计。农业帝国的最佳设计,就不会是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的最佳制度设计。制度转型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难题。

软组织是有高度伸缩的组织弹性、充分授权、激励工具多样化(各类薪酬奖励,各种精神鼓舞,因人而异,量身订做)、每个成员都有当家做主的感觉。只有在教育普及、民主法治架构健全的国家与地区才能有运行良好的软组织。也只有运行良好的软组织才能有高精尖的学术、高新产品设计、高生产力与高所得。美国的名校如哈佛、芝加哥、沃顿、杜兰都是设计精巧的软组织,整个美国社会、西欧社会也都是建立在各型各色的软组织上。

中国大部份的地区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香港、台湾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中国大陆将要面临艰苦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冲击。与其把头埋在沙里,大喊坚持一党专政、以党领军,还不如有邓小平的智慧,孙文的远见,开始谈建国大纲、民主法治,平稳的将政权交到人民手中。当全国13亿人民都能无线上网,以一党一己之私,就是有一百颗原子弹也无法吓阻人类天生自由的愿望。一个国号有人民,军队标明人民的国家,没有民主与法治,让全国那些思政老师如何面对学生?

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一个现代商业经济,讲求的是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智与精力到了极致,这个社会需要发展出一个结构精致、分工细密、以人为本的架构。这个架构要有足够的弹性,让每一个成员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量,这叫做软组织。不幸的很,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硬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在全世界先进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软组织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掉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硬组织。

由于半个世纪的思想控制、与世隔绝、语言隔阂、文化无知,中国的社会科学是高纯度土鳖群,我相信我认得一半以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百大精英,我了解他们面临的无奈与困惑。

我曾为北京市政府培训区局级干部,让他们了解美国政府结构,及民主法治精神。安排他们见了市级、州级(地方性)及联邦级(全国性)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主管机关及部分负责人。我也为上海市政府培训过区局级干部,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商业社会。我知道这些干部的优秀,我认为我的祖国充满了希望。清末以降,两百年的社会动乱到了尾声,现在是扎扎实实的做基础建设的时候了。下面的案例,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社会软组织。

这个社会组织硬度概念,是1995年我首先在杜兰大学的课上提出,然后在清华的博士、MBA、EMBA 的课上讨论过。开始的时候就只是应急编造一个名词来分析中国与美国的不同,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不同。15年下来,我发现,这个概念与视角,可能是了解中国问题的核心。于是我在2008年秋天开始先在浙大,2009年开始在清华开了一门《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思考阐释这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就是以演讲的方式,此外列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有些用功的同学看了其中一两本书,据我所知,在我上课的时候,黄仁宇的《大历史》,吴思的《潜规则》都在校园里大卖。但是这些只是参考材料,不是我的讲课内容。慢慢的学生有了强烈的教材要求。

由于我的课是有很强原创性的思想课,真正的教科书还在我脑子里孕育着,未成形。开始的时候,是为清华、浙大那些预备出国与世界接轨的孩子做一些反洗脑教育,让他们在海外能有更大的收获。我在杜兰、清华、浙大带了大量的研究生,他们嗷嗷待哺,需要我指导技术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我没有太多剩余的时间写这些思想上的东西。

2010 年,我的浙大课放在全校最大的400人教室,而满座,还常有站着听两个半小时的听众,也有些远方赶来的蹭课群。有影音出版公司在为这门课全程录像,我坚持不到我满意,不能出版,2010年已经全程录了一次,2011年还会再做一遍。也有图书出版公司在组织班子为我记录讲稿。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这门课的原创性太高,思想性太浓,相关的阅读材料太多,现成只需要修改注释就能用的阅读材料太少,体验性的信息量大,造成了这门课发挥性太强,系统性知识太少。在2010年12月,我在浙大、清华上完这门课后,我开始下决心,整理出一些教材来。

何洋是浙大李志文班第一届的学生,我的《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课的第一批听众。她听完我的课,“职业、事业、命业”,就自己决定到毛里求斯做一年义工,教那里的孩子中文。做为李志文班的一员,她现在在杜兰念金融硕士。以前听我讲过一个成功的社会软组织“扶轮社”,前几天,自己联络了新奥良扶轮社,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写下一份报告,我略微做了修改。这个报告就成为2011《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中的教材之一。

*** 案例: 何洋扶轮社的一天 ***
今天与扶轮社的午宴聚会,让我(何洋)收获太多。尤其是您(李志文)上次对我提到的软组织这一概念,使我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更深入的思考了这类组织存在的条件与现象。对他们的了解让我不再像前几次来美国时那样懵懵懂懂,而是开始深刻地去了解什么叫做美国精神。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和社会制度及其成熟的国家,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它年轻?难道几千年文明和帝制下的中国真的那么难以改革?到底什么可以推动中国的改变?下面这篇文章是学生刚写好的一些感受,与您分享:

受新奥尔良扶轮社主席 克文(Kevin)的邀请,我今天有幸参加了扶轮社的午宴聚会,也算是用不同的方式庆贺了中国的春节。参与扶轮社的聚会,让我真正了解美国中上流社会(Upper Middle Class)的社交组织(Social Networking),更重要的是让我进一步了解民间社团(Civil Society)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组织。

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每个扶轮社都是独立运作的社团,但皆需向国际扶轮申请通过后才可成立,通常会以所在地的城市或地区名称作为社名。扶轮社是一个全世界事业及专门职业人士的组织,它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

扶轮社的箴言是“Service above self(服务人类高于自己)"。正因为它的服务精神和专业人士,和在中国的发展限制,让我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它,并希望未来有一天在中国,也能成长起这样一个优秀人群为关怀社会而自发组织的团体。

在去午宴的路上,面对将要寻找的聚会地点,面对将要认识的完全没有接触的一群精英,心里有些紧张。但鼓起勇气对自己说,“我是在了解美国,为我的理想了解美国人。只有坚定地踏出每一步,有一天我才能把理想实践,才能问心无愧地说:'Helen,你完成了人生的追求,现在你可以走进自己的世界,永远不用离开……’”

我是第一个到场的客人,两位扶轮社的成员热情的接待了我,他们胸前佩戴着扶轮社的社徽。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新颖有趣:午宴大厅精致宽敞,食物简单但搭配合理,会场前面是美国国旗和扶轮社的社旗。十二点左右,社员陆续到场,其中有一位是杜兰商学院的教授。扶轮社的聚会每次都会邀请不同的社会人士来做演讲,今天请的是杜兰大学的地理学家康彭拉(Richard Campanella)先生。正和他攀谈时,克文主席来了,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他们的友好和热情让我很受鼓舞,更让我怀着期盼的心情去认识他们。

午宴开始,大家自助食物,然后全体起立,向上帝祷告。接着,克文主席介绍了新入社的成员,新成员依次发言。然后,克文主席介绍了我这位特殊的客人。当大家的目光向我投来时,我并不紧张也不得意,而是非常感激。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坏境,这么一群陌生的人中,我并不是什么人物,也没什么背景,但他们及其友善地欢迎你时,你会觉得自己受到尊重,作为人的尊重。

午宴完毕,几位和杜兰商学院有关系的社员找到我,和我聊了起来,并成为了朋友。最后向克文主席道别时,我问了他两个问题:1, 这个社团是怎么服务社会(How does the club serve the community)? 2, 当这个社团遍布全球的时候,有腐化现象发生吗(As the club has become worldwide, do you think there is or there would be any corruption inside the club)? 第一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事例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说到一句话让我思考许久,我们全是自己组织这个社团的(we organize the club by ourselves...)。言下之意是自动自发的社团是不会腐化的。

扶轮社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具体体现。前几天与李老师聊到扶轮社的时候,他说到“软组织”这个名词。这是与“硬组织”相对的一类组织,中国是“硬组织”的社会,等级制度明显,利益分明,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们只为同一个目标,只要哪个部位一动,整个组织难以健康存在。而“软组织”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软组织”尊重个性、权利、发展,不会为了一个利益而相互为敌,自由选择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老师说,他希望李志文班是一个“软组织”,而他也在我们这里看到了希望。克文主席最后一句话,就是“软组织”的有力证明,我们自己组织了这个社团("We organize the club by ourselves”),言下之意,我们自愿选择了扶轮社,就不会有违背扶轮社宗旨的行为,不然,便不会选择它。

从中学到现在,我认为自己一直在“软组织”中,但这毕竟是不成熟的,而扶轮社这个成熟民主体制下的“软组织”,让我更深刻的了解到美国的精神所在。

 

查看原文:http://www.jevonslee.com/blog/archives/p2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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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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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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