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出生，1959-1962就学于台湾师大附中的我们，就要面临等了一辈子的55周年校友会。

 

“附中”是清末民初教育创新的产品，不知不觉的演进成了中国特色的精英招牌。

 

1959的时候，大陆文革开端，后面是十年动乱。师大附中的学生，主要是公教人员子弟，恐共症远大于早来了一百年，又经过日本的统治的“台湾人”。附中师生的难民心结，散布在校园里，浓得能用刀切开（so thick to cut with knife）。台湾师大附中校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留学喷泉。我们是这个喷泉的水珠子。我们这批人又是1982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外籍兵团成员。

 

看到各位在美国讨论的书信，恰巧我有一封没有发出的短函。就一起挂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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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毫无疑问的附中死忠校友。附中是我们脱贫的第一步。没有幸运的考上附中，我就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中坜农民。与我们的许多老邻居一样，现在还在开计程车，喝老酒、骂娘。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会是最贫困的，但是几乎注定潦倒的。居然脱了贫，而且有了点江湖地位。就是因为安安稳稳的读了附中。这个安稳的重要，是我们的孩子及附中晚辈无法想象的。

 

我与附中的缘分超过各位的想象。附中公主，黄崇美，是我的外甥媳妇。这个“外甥” 也是逃难人才能了解的，是个互相搀扶依靠，比富贵家庭的三姑六婆还亲了许多，而又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的亲戚。我的这个陈姐姐，让我在他们家中的小柴房里有个窝，累积一家七兄妹的最基本 human capital：精英高中学历，及精英大学的踏脚石。

我的外甥非常有出息，做到SAS 中国的CEO，外甥媳妇黄崇美在做教育与扶贫公益。她是我们师大附中黄校长的女儿。

我对同学会的邀请一直是支支吾吾。没有一些 “人生意义” 的活动我基本不参加。人生苦短，我最不需要的活动是“杀时间”。

现在我有了些人生方向感。我刚跟着黄崇美从为期一个月的广西、甘肃、陕西教育扶贫旅行回到台北。想了很久，才写这封信，邀请大家考虑把明年的聚会结合在教育扶贫的善行中。

做为当时中国（六十年代大陆还真的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幸运、最精英（建中勉强超过我们，附中实验班的同学还不见得承认这一点）的一群，我们的背景与境遇，是历史上这个时期的独一无二。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我建议的扶贫支教，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准备，明年五、六月执行。基本上就是访问中国大陆的穷山恶水，那会是回家后对亲戚朋友，尤其是欧美裔常春藤校友，大吹特吹的本钱。如果带着子孙同行，会是最好的“忠厚传家久“的教育机会。

啰嗦了，也打扰了。对不起。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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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函写成公开信，是因为写着、写着，觉得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源源涌出。此生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