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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清华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转载)

【私利与公义】施一公与我都是心怀天下、献身学术的读书人。我们背景的差别引发的感慨,也放映出我们合起来与我们清华学生之间的差别而引发的感慨。我们两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学术为生命、以教育为贡献的学者。但是由于我们两人的专业不同,感慨的形式与方向就有了差异。
我教的是与市场接近的金融学,他教的是与市场有距离的基础科学。他的学生的读书资质超过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财富甚至社会地位超过他的学生。
他的不少优秀学生往我这里转,我的学生没有能力也不会有念头往他那里转。
虽然我们各自在特定领域里有世界顶级地位,他可能瞧不上我的学术成就,我却非常珍惜与尊敬他的学术成就。这就是trade off (抉择与权衡)。
我个人以接近状元的分数,考上台大商学系(台湾文科的状元系),但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远大于对会计学的兴趣。毕业后,最有能力的少数一、两个,都最后决定放弃金融界的高兴,而心安理得做教授学者。而在大学里,我们的地位永远在基础科学学者之下。我们不抱怨,因为我们的生产力,都进了自己的荷包,而基础科学学者的生产力都贡献给社会。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心灵的满足与物质的满足都是人类的追求。做为一个世界顶级的金融学者及前千分之一的财富拥有者,我可以告诉所有年轻人,如果我们这些金融成功者能做为一个顶级科学家,我们会义无反顾,包括世界首富巴菲特。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天赋与机会。
每一个人做好自己能做的,贡献出自己多余的。
进入基本科学的同学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找到幸福的泉源。进入金融的同学们,我们的财富只是一个科学实验报告,它的价值在于如何影响了社会,而不是数字。没有一个真正科学报告看页数,也没有一个金融高手看钱数。

[转载]施一公:清华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
施一公:清华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
 
2017-09-20 施一公 新校长传媒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则是把其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大学生缺什么?缺少对时代的关切,对国家发展命运的思考,对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
 
-1-
当所有的精英都想干金融
 
如今我们的 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 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 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2-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 62次,血压 130/80 。
 
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
 
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作者 | 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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