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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来临下的两岸恩仇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2018年中国进入【新常态】:中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与手段,打开商业社会的大门。成为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次序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地大物博,又由于被高山大洋围绕,而与世隔绝,几千年来,恍若生存在封闭的岩洞,自认主宰了自己所了解的天下,是当然的宇宙中心。

这个紧闭的自我中心思维,在1840年,由英国以武力撬开了一个缝,中国立刻成为被动的世界次序遵守者,因而又被动的融入西方主导的文化思维。等到中国自主的、自由的、自利的趟开全部门窗,而且逐渐演进成整个世界次序的主要决定者,足足用了178年。到了2018,为这个漫长的现代化过程,起码画上一个句点,就成了习近平的春秋大业:新常态。

在鸦片战争,英国以武力开启了中国的大门,表面上拓宽了中华民族对外的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中国成为次殖民地的开始。人家欧美在新兴的商业社会吃香喝辣,而中国人在农业社会中,辛勤的为欧美商业社会听命服务。在仿效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过程中,忍受民族自尊心的伤痛,以及有时缴纳非常昂贵的学费,譬如八国联军的兵临城下与巨大赔款,累积了百年国耻。

国共两党是这个百年国耻下,一起卧薪尝胆,而又是不断摩擦的竞争者。

带着共同长远目标,面临无穷无尽争执,艰难的前进着。连续的同室操戈、兄弟砌墙,无法避免,也不可能永远无解,时间与机缘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红糖姜水。

如今时机成熟,中国经过百年努力而进入新常态。些许的血缘差异、历史问题,都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国共问题、统独问题、满汉问题、都在逐一化解。


两蒋在中国大陆的从新评价

两岸问题是百年国共斗争问题的现代延申。

两岸对两蒋评价是农业社会中国在摸索现代商业社会体制过程中的副产品。

不论这些问题的文字与说法,在历史长河中,根本无关紧要。有哪一个史学家能真正说清楚两千年前楚汉相争中的战争檄文?理由都如此牵强,结论只有一个:【我正敌邪,而正邪不两立!】。

下面的两位蒋先生对中国与对台湾的建设都有功劳,在两地也都有批贬的文字。有些功劳,不论当世的口碑,会有想不到的历史评价,譬如秦国嬴政的统一华夏。也有历史长远的警惕,譬如暴秦的短命帝国。


中国进入新常态,历史从新看两蒋


有趣的是,在权力竞争下,台灣民进党醜化兩蔣。而与两蒋原来有血海深仇的中国共产党,近年卻有些追憶的聲音。表面上,攻击兩蔣及藍營所有出頭鳥,是台湾綠營的基本策略。而真正绿营心中的死敌却是日渐强壮与深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緬懷兩蔣的藍營之中,有些人的心態也是值得推敲。讓他們這種黨國人士來追思「領袖」,只能說是在幫倒忙。早年得知有一張蔣介石不意留下的便條,落在一位後來官拜聯勤副總司令的中將手中。在中共數落蔣介石的過失中,最重要醜化蔣介石人格大節的,莫過於攻訐蔣介石私心,一意消滅中共在先,枉顧抗日。這個指責,不僅涉及蔣介石的私德,對於當時的歷史事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疑惑。而這張便條,卻在相當程度上足以澄清身為元戎的蔣介石,在權衡這樣一個涉及安邦定國的大決心時,不是這麼雞肚鴨腸,私心為重的 ! 

大陆的共产党与台湾的民进党都举出无数证据,攻击蒋介石的为人处世。而渐渐的,大陆官方对蒋的历史定位开始从极度负面,转向部分佳评。台湾民进党对蒋介石的攻击却在蒋家容忍甚至扶植当政之后加深。这些矛盾现象,就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得到一连串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人类行为的【道德风险】。

回據見過這張便條的老將告之,這張便條上,蔣介石用紅藍鉛筆,由上而下劃一條直線將紙面一分兩半,一邊寫著「安內」,直線的另一邊則寫著「攘外」。只見蔣一下將箭頭從左劃過線到右邊,一下又從右劃箭頭過左,劃來劃去,究竟何者埶先埶後,可見非常難做決定。我向那位將領曉以大義,勸他以他見證事奉一生的偉大領袖的磊落人格為重,讓我在新聞上予以披露。殊知這位將領執意不肯公佈,原來,他想據為私有,當作他家的「傳家寶」。簡言之,這位將領愛戴的不是他的「領袖」,愛的是「領袖」可以帶給他光門耀祖的榮耀。

另一個例子,則是秦孝儀為蔣介石寫的遺囑,這位曾為蔣介石親信祕書、後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黨國要人,他寫的蔣介石遺囑,可謂駢四儷六,就像古帝皇墓碑上那些浮華空虛的蒼白飾文,儘情賣弄自己的文筆。至於蔣介石最重要的功蹟,却一件也沒寫。蔣介石要是復活,一定會揍他。稍微读史的青年都能指出,蔣介石最重要的功蹟當應是領導抗戰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是孫中山遺訓。

蔣經國的遺囑,也是寫得不好,而且後來重寫過,還是不好。而曾有有識之士指出,認為表彰蔣經國的文字,應是【他為台灣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但還來不及建立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是蒋经国为中华民族新常态打下重要的基础。

政治问题只会有辩论,不会有定论。两岸出现理性冷静的政治思考与讨论,才是世界全体华人最乐意看到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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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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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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