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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实:一个苗苦根实的学者】
在把学堂当官场的中国,所有的学术活动与成果都难免令人怀疑。但是在草根中,又在处处贫瘠的土壤中,长出瘦弱、干枯、而硬挺的枝叶,也在春天冒出些美丽的果实。
我认得苗实非常偶然,是他在博客上非常谦虚的写了些短评。慢慢的我发现他是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经济学扎实苗子。
国共战争多少是农民与资本家的战争,结果是毛泽东领导的西北农民,打垮了东南膏腴之乡的地主与资本家。我曾经诅咒这场战争是人类基因反淘汰。不知不觉在中国大陆从事教学与研究三十年,而继续在世界的经济发达地区从事学术工作,感受到学术与文化深深受到土壤的影响。共产党与毛泽东在1950年的胜利,很可能是中国脱离农业社会的唯一途径。五千年锁在黄土上的中国农民只有靠自己才能脱离农业社会的贫穷、敝塞与无知。
慢慢的,在苗实的文章中,苦涩的黄土味里,尝到了的些扎实的甘甜。
最近几年,我开始在晋甘陕黄土地上进行考察与扶贫,逐渐的了解,黄土地上五千年源远流长。这篇文章,记录了“父亲跳出去农门三次,被队里叫回来三次。”这是个江南居民无法想象的挣扎,而儿子居然还是“苗根实在”的插在黄土之中。
苗实,好好的思考这块黄土大地。它五千年积累的风土、人文、民风,会是学术肥沃的土壤。
作为农村孩子,上大学以前,我除了做家务干农活,在学校也参加了不少集体劳动。譬如,小学阶段,去霸王河拾石子,给菜地担大粪浇水,记得安排在每天下午,不上课,专门劳动,一干就是好几天,那时候,老师的命令就是圣旨,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干得热火朝天。初中阶段,学校搞基建,资金紧张,说让学生帮忙就帮忙,下午不用上课,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高中阶段,去校农场栽经济作物,修鱼塘,上太白山挖药。至于说,学校打扫卫生,那都是小菜一碟,平平常常,不值一提了。还有,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下拨给农村学校的资金极其有限,所以学校搞基建,就是让捐资,每家每户50元,100元,200元,不等,积少成多,众人拾柴火焰高。说到学费,小学初中,都可以上得起,高中的话,有不少人上不起。听父亲说,他们那会儿上学,学校没有灶,老师被安排在各家各户轮流吃饭。在父亲高小毕业后,考上了天水技校,结果家里实在是没钱了,只上了一学期,就辍学了。后来,父亲去当过教师,去公社干过,去石头河管理局呆过。当时的话,是农业社,挣工分,由于爷爷奶奶上岁数了,家里缺劳动力,父亲跳出去农门三次,被队里叫回来三次。不然的话,父亲现在也会有五六千元每月的退休工资,这是至少。有人会问,怎么能够这样?不奇怪,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就是一块砖,组织搬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个人不能去讲自己的小利益,集体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那么,说到这里,再比较我个人的具体情况,实在是生活在了好时代,正是改革开放搞得如火如荼,自己可以有真实想法,而且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幸运得很,二十多年前,自己产生了经济学家的梦想,接着甘坐冷板凳,读书破万卷,可以说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进而坚持著书立说,终于成名成家了。目前,我著述300多万字,主要著作六部,分别是《中国经济如是说:思考•改革•转型•探索》(纸质已出版),《新结构经济学观:思辨中扬起发展理论第三波》(网络已发表),《学术人生沉思录:读书人原来这样》(网络已发表),《现代达摩独自悟:学思只说家常话》(网络已发表),《观财经社会人生:大道至简方为真》(网络已发表),《无愧我心匡时艰:读书要沉潜含玩》(网络已发表)。下来再补充两点,第一,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高中阶段当过三年班干部,高一是班长,高二是团书记,高三是体育委员。事后想,自己就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为什么呢?一个是心不在焉,根本没用心去琢磨怎样去组织管理才好,另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不会很好去协调。第二,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村有几个中专生,一个是在县农技站,两个在务农,一个是小学校长,还有一个当过一段中学教师,也是由于家里缺劳动力,硬是被组织从学校叫回到村里了,以后就一直在务农。记得,他生前,跑过教师关系这事儿,意思是好歹当过一段中学老师,希望国家多少给点退休工资,最终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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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471篇文章 3年前更新

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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