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路上

——我与改革开放40年

我是77届大学生，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这一批人，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走进大学校园，我们的人生由此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起伏变迁、共同成长。

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高考，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大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1977年年底，全国有570万人走进考场，录取了27.3万人。1978年夏天，610万报考，录取了40.2万人。恢复高考制度意味着正常的教育秩序得到了恢复，为广大的青年人打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恢复高考也同时恢复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全社会出现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蓬勃地迸发出来，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恢复高考制度，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支持。一大批有志青年通过高考被吸纳进入体制内，后来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持续地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不可能创造出中国式发展奇迹。

恢复高考之初，报考大学没有学历门槛。当时对年龄和学历的要求都不严格，任何人都可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许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凭的人，因此有机会参与高考，最后顺利进入大学甚至读研究生。这种“英雄不问出身”的人才选拔办法，对不拘一格降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观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出身要求太高了，公务员一定要大学甚至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呼吁，应该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取消公务员的学历限制。我们无论是在大学招生、公务员制度，还是各种人才制度方面，都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制度。一定要消除歧视，给予更多人更多的平等机会，给所有人创造平等的机会，这不仅让所有人的人生有更多出彩的机会，也会让人民群众不会一次性地“押宝”在高考上。这对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全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978年进校的时候，学生年龄差别比较大。但是，恰恰是这种混龄学习，给我们的成长带来很多优势，大同学和小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大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都比较丰富，有的甚至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在一个班级内或学习群体里如果有这样的人，整个教育的活力和能量会更强。现在我们的大学辅导员自己还是孩子，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同时，同学里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小同学精力旺盛，学习能力强，也促使大同学不能懈怠。

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因为基本上都是应届生，来了以后基本都是同龄人一起在学习，混龄学习已经成为历史。其实，国外大学也不像我们这样清一色的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混龄学习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使其发挥对我们高等教育独特的优势。

以上恢复高考时的这两项突出特点，也可以称为改革开放中的成果之一，在未来仍然应该继续得到巩固。

恢复高考之初的大学校园，学习氛围非常浓郁。那时候。大学图书馆是我们的天堂。我们许多学生真的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疯狂地阅读。到图书馆里经常找不到座位，经常需要下午把书包放在那儿抢座位、占座位。我们拼命地借书、读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书去读。《西方哲学史》《文明论概略》《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国历代诗歌选》《悲惨世界》《茶花女》《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一本本著作，成为我大学时代最好的精神食粮。我的中小学时代是一个不鼓励读书也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1978年成为我读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书籍成为我生活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百废待兴，高校教师青黄不接。因此，我所在的江苏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后更名为扬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决定联合举办一个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培养的师资班，从在校生中选拔优秀学生送到上海师范大学学习。记得当时我拿着厚厚几本教育学心理学的读书笔记，给学校的有关领导，表明了我对于教育心理学学科的热爱。正是由于大学阶段那一段疯狂阅读的经历，让我有幸在大学三年级就被选为留校教师，送往上海师范大学学习。

在上海两年的学习，格外紧张忙碌。我们的学习差不多整合了四年制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两个专业的主要课程。而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也是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所学校的最优秀的教授，如陈科美、李伯黍、燕国材、陈桂生、吴福元等等。许多课程的训练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1982年7月，我回到母校苏州大学担任教育学教师，开始了自己大学教师的生涯。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第一次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国家倡导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的时候，在学术领域也体现了这样的用人导向。1987年，由于教学科研成果比较突出，我在29岁时被破格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久，又担任了苏州大学教育科学部的主任，成为全校最年轻的中层干部。1990年，由于翻译了两本日本学者的著作，有机会赶上了那个时代的出国大潮，受邀去日本上智大学做了整整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日本期间，我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日本的教育，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日本教育丛书》，试图用他山之石攻中国教育之玉。

从日本回国以后，学校成立了教育改革的领导小组，抽调我参与调研和起草方案。1993年，我担任了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成为当时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在我担任教务处长期间，正是高校合并的浪潮兴起的时候，我受命参与了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等并入苏州大学的工作，实现了教学系统的无缝对接。同时，我在苏州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先后实施了苏州大学学分制、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大学生必读书制度、文科强化班与理科实验班、教学督导员制度等等，使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务处。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自己 的博士论文《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以苏州大学为案例，系统研究了大学教学管理系统的优化问题。学以致用，一直是我自己做学问的基本原则。

1997年底，我被任命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卫生、计划生育、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等工作。为了适应地方政府的工作，我一方面“恶补”相关领域的知识，一方面依靠专家的“外脑”，成立了各个领域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苏州制定了区域卫生发展规划、苏州人口发展规划、苏州教育发展规划等。

在我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村小现代化工程”，“信息化工程”，“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等，市委市政府把市中心最好的地块兴建了图书馆，聘请贝聿铭先生设计了苏州博物馆新馆，等等。这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力度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

如何让教育研究更为深入地服务于一线，服务于改革开放，我从1999年开始，深入到只有两间平房的湖塘桥小学，开始了对中小学一线教学的探索。2000年，为了更好地厘清教育发展的方向，更好地推进苏州的区域教育改革，我的一系列演讲结集出版为《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也由此拉开了新教育实验的序幕。2002年，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起航。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这个实验，由于把握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点，以及以操作性强的行动项目为切入点，受到了一线教师的广泛欢迎。18年以来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2018年已经发展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个县区级实验区、4200多所实验学校、470余万教师参与，成为中国民间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实验。而按照新教育理念进行实践的学校，更是远远超出上述实验学校的数量。2018年，新教育实验入选第二届国家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新教育实验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2008年，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沸腾的中国教育改革》系统介绍了新教育实验；2009年，韩国政府“Brain  Korea”邀请朱永新教授赴全北大学做“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主题讲演，随后10卷本的《朱永新教育文集》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发行。2014年，新教育实验入围卡塔尔基金会评选的“世界教育创新奖”（WISE）15强。2015年麦克劳希尔教育集团出版了《中国新教育》等16部著作英文版。目前新教育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日、韩、法、俄、阿拉伯、蒙、哈萨克、尼泊尔、罗马利亚、印度尼西亚等10余种文字。2017年，蒙古国教育部派出30人的代表团专程到中国培训新教育实验。

2003年3月，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正式接班。我也在这一年的“两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矫正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效率优先、突出重点，追求分数、忽视人的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组织团队对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撰写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同时，我在政协领域的参政议政也紧紧围绕教育公平、免费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发展等展开。

2007年底，我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调到北京从事专职的党务工作。

民进是一个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70%的会员来自于教育界。所以，对于我来说，在教育领域从事研究与在民主党派机关从事党务工作互为补充，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无论是调查研究、参政议政，想的、做的、写的、说的，大多都与教育问题相关。2008年，我从全国政协常委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并担任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这一年，我把自己参政议政的成果整理成为《我在政协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年以后，我又把自己在全国人大的履职经历整理成为《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2012年11月，中国十八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2013年3月，新一届人大、政府、政协成立。我有幸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的常委和副秘书长。近6年来，多次当面聆听和学习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与多党合作的论述。

在2018年的两会上，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我个人理解，总书记是从三个角度来论述什么是新型政党制度。第一个是从“利益代表”的角度。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避免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弊端。第二个是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避免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是实际效果的角度。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今年年初，我把自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理解和实践，把自己从2008到2017年十年的参政议政工作的体会和经验整理成十卷本的系列丛书《见证十年》。我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说：“十年，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这样一段时光，如果遭遇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将会给个体的这段时光，镀上璀璨的光芒。十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这样一段时光，如果缔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这段时光将具有非同凡响的力量。”这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是40年改革开放中一段难忘的经历，所以我把这套书的副标题定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有人曾经问我，改革开放40年来，你自己个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在踩着改革开放的鼓声和节奏前行，这40年来一以贯之的事情，就是为阅读鼓与呼。因为，这件事把我的专业与职业，把教育理想与党派工作，把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有机统一在了一起。

1995年，我在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建立大学生阅读书目的同时，就组织力量研制了《新世纪教育文库》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及教师四大书目。

2003年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出了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此后连续多年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建立国家阅读基金等，成立国家阅读推广委员会，加强社区图书馆建设，把农家书屋建在村小，给实体书店免税，国家领导人带头做阅读的模范，打击盗版、繁荣网络文学、规范中小学图书馆图书采购招标等关于阅读的提案与建议。

2010年，我创建的新阅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先后研制推出了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生、教师、父母、企业家、公务员等基础阅读书目。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报》评选了四个推动阅读的年度机构和年度人物。新阅读研究所和我本人都榜上有名。这一年，我还荣幸地受聘成为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时光从不辜负任何真诚的努力。40年来，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教育生态和阅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欣慰地看到，阅读的理念已经被更多的人接受，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阅读率连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 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700多个城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读节、阅读月。江苏、湖北、深圳等省市先后出台了地方全民阅读法规。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2个，已建成农家书屋60余万家，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公共阅读服务。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81本，比2016年的8.34本增加了0.47本。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17.0%）提高了5.8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阅读，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塑造着共和国的未来。

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是蓬勃向前的一段历程。过去的辉煌让我们更有信心展望未来的美好。而通往未来之路，也正是继续改革开放之路，不在其他地方，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不竭的力量，与共和国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