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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春公开演讲,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园
 
两周前,浙江大学校友会的理事会组织了一个极小型的座谈会,请我主讲儿女教育应该什么时候出国的问题。
 
2013年高考在即, 912万考生和家庭已经进入紧张状态。他们有的开始吃不香,或睡不了觉。目的,就是进入985, 211, 省重点大学。
 
1977年刚开始恢复高考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飞跃。那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而录取率只有4.8%。2008年,中国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顶峰。当年1050万考生,录取率为57%。可是,2008年以后,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急剧下降。2009年只有1020万,2010年为957万,2011年为933万,2012为915万。今年,继续下降到912万。
 
然而,在报考人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实际招生人数却不降反升。例如,2008年招收人数为599万,2009年为629万,2010年为657万,2011年为675万,2012年为685万。高考的录取率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57%, 上升到2012年的75%。可以说,只要能够进入考场的学生,只要能够拿起笔写字的学生,几乎就能进入大学。
这种靠提高录取率来增加大学生人数的做法,跟打鸡血没有两样。大学的资源不断的往清华,北大,985,211大学倾斜。其它大学的投入,几乎就是全部靠套取学生的学费。
 
大学扩招,为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找到送子女上大学的途径。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就业压力山大,没有进大学,找到像样的工作概率为零。
所以,进大学成为找好工作的独木桥。这是千千万万家长的心病,他们宁可砸锅卖铁,省吃减用,也要送孩子上大学。
 
社会抓住家长和学生的致命弱点,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学生和家长下套。孩子不上好的幼儿园,母亲没有做胎教,孩子上好中学,好大学,几乎就不可能。
可是,到了大学,教学质量如何?
 
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多少所大学,真正的为了学生的质量着想?政治思想工作,道德教育,心理教育,都成了有名无实的怪物。集体的活动少了,体育和德育的教育少了,许多学生为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
 
另外,大学前的教育,就是背书,死记硬背,目的就是一个:高考。至于其它的综合能力培养,实在是不敢苟同。
到了读研究生,做论文的创新思想非常短缺,往往考试没有问题,可是,遇到创造和创新的工作,就远不如外国学生。
 
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对许多家长,是很大的开支。如果读完大学,又找不到工作,一个家庭,很容易陷入贫困而无法自拔。大学生就业难,有诸多因素。
 
首先,大学扩招,不仅大学生到处都是,而且,大学生的平均质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其次,中国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做公务员,进垄断国企,都是大家拼命想进入的单位和职业。因为其它的单位和职业,尤其是私有的中小企业的工作待遇,实在比国有垄断企业和公务员差别太多。
再次,中国开始进入拼爹的时代。有个好爹,成绩再差,也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有的还可以迅速的升官发财。没有好爹,除非成绩真的忒好,否则,没门。
 
上述的因素引起许多人,大学毕业,就是等于失业。说实在的,许多学生和家长,等到孩子大学毕业,才开始后悔:当初还不如不上大学。为何?
 
因为失业,意味着学费赚不回来,意味着4年的时间被赔了进去。更有甚至,一旦大学毕业,就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干‘蓝领’的工作。所以说,大学生的收入,可能没有农民工高,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失业的大学生,被社会,被自己逼迫得高不成,低不就。
 
为了解决大学毕业就失业的困境,国家必须认真考虑下面几点。
首先,不要无休止的提高录取率。把提高录取率的能量,放在提高老师和大学的教育水平上来。
其次,加强职业培训,增加培养技术工人的能力和数量。
再次,大力发展和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发展,改善它们的竞争空间和利润水平,不断提高私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和工作环境。不断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别,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差别。
 
上面三点,一方面是提高大学生质量,另方面是增加大学生的就业面和选择职业的空间和途径,同时,也是减少社会矛盾和收入差别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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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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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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