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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市场看中国的经济转型

李志文

 

  祁斌是学物理出身,后来在美国转进经济与金融领域。是我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小学弟,也念过我教过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与我有多重关系,在清华见过几次面,也匆匆念过他翻译的书【伟大的博弈】,我很早就念过原文,这本书原著在美国商学院是人人皆知。祁斌的文笔极好,这本翻译可不是简单的英文译成中文,文字的准确与细腻,反映译者的文笔与对内容的深度了解。这本书成为大畅销书,良有以也。

中国经济的崛起

  下面转载了祁斌的原创。笔调与视角非常像伟大的博弈。他这篇文章非常值得看,这是所谓『理性爱国主义』。正常人都爱国,出于基本人性,就如同爱家、爱自己,没有必要推崇与教育。过度渲染的爱国教育都有一个邪恶的极权政府在后面。做为一个公民,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爱国教育,就是了解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长处,以自己的长处为傲。祁斌理性开阔的论述,让我们的民族有了合理崇高的凝聚力,而不是成了独裁者的炮灰。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快速升起,是因为我们13亿人口有个五千年的共同文化,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共同文化,小心努力让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成为东亚内陆少数民族认同的民族文化,让中国内的种族问题减轻。世界一次大战以后的民族国家思想,就是国家的组成要基于共同文化,才不会有种族相残。文化圈可以大于国家领域,而国家领域最好不要大于文化圈。

 

  当一个文化圈能扩展,让许多不同的种族欣然接受,那一个文化圈内的民族就收益。英文成为世界共同语言就是因为在十八世纪以后,英国不只是用武力,也尽量用教育统治了它的属国。让如今已经是二等小国的英国人民在世界舞台上还是扮演重要角色。懂英文的人多,在世界各地使用英文方便,就大大的造福了英文文化圈的人民,尤其这个文化的宗主国--英国。如果有13亿基本群众的中华(记住,不是中国)文化能有同样的效果,这会是我们炎黄子孙的福气。我们的思政教育要强调中华,而不是中国。只有软性的文化扩展才会为我们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积福造利。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都会有竞争。只有文化竞争的胜利才是温和持久的。中华文化、英格鲁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对人类都有深远的影响,也因而造福了这些民族的子孙后代。

 

  这篇文章会是我的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的指定读物之一。挂在我的网上方便同学阅读。

 

 

 

国际金融形势与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祁斌(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6月(根据一次内部讲座整理而成)

  祁斌,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任教。1992年赴美留学,分别获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学位。2006年获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高盛集团、曾任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公司合伙人。2000年,应中国证监会邀请回国工作,任中国证监会战略发展委委员。2001至2006年,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至今,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 

 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五年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主要有两个背景:第一个是国际金融形势,第二个是中国经济转型。我谈一谈我的的一些想法,就是未来五年,中国资本市场会发生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跟各位的工作和职业生涯相关的。

 我有一个引言,提到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看上去可能都毫不相关,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年年底颁布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我们在研究学习这个公报的时候,注意到有这样一句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今天的我们确实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1979年开始,到2009年正好是30年,我们创造这个中国奇迹,全世界都很震惊。但是我们仔细去回顾一下二战之后的这个世界经济,其实多多少少很多国家都有过30年的奇迹,而且多多少少30年奇迹之后都遇到了问题。

 第一个最明显的是德国。二战结束以后是德国的复兴,德国的重建到七十年代,这三十年是轰轰烈烈的,然后是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法国、英国类似。美国是从 1945年开始从军用经济转向民用经济。原来都是造航空母舰,造飞机大炮,1945年停战以后,开始造电冰箱,造电视彩电。走到1972年出了问题,包括石油危机,校园骚乱等等,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美国的七十年代很乱,发展了多少年?也是30年。

 日本人比他们晚了10年。因为二战日本打得一塌糊涂,后来美军又统治。到1958年的时候,在吉田茂首相的带领下,日本开始复兴,开始起飞,走到哪一年结束?到1989年经济泡沫破裂是多少年?3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到今天也没有任何起色。

 第四个例子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比日本又晚了10年。六十年代越战的时候美国很多武器的加工交给了“亚洲四小龙”,然后“亚洲四小龙”开始起飞。“亚洲四小龙”哪年出了问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多少年?也是30年。所以30年的高增长,30年出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这里面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的文革是一场浩劫。经济受到严重压抑之后,一旦进入发展阶段,就出现一些很自然的民用需求,比如说都要吃饭、都要穿衣、衣食住行等,那么这种初级消费的需求会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简单制造业跟进,那么很自然就带动了经济的快速成长,所以一般都有30年。30年之后这些需求基本上饱和了,经济就增长乏力了,所以也很自然就出了问题。

 也就是说走到三十年的时候,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经济的转型,需要升级,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可能会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发展起来,西部还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会再延缓五年、十年。例如,去年全国GDP增长率最高之一是中西部的安徽省,其实这种递延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再给它五年、十年,或者再给它二十年,那么很多现在东南沿海遇到的问题,中国的西部同样也会遇到。

 1979年到2009年正好是30年,还碰到一个金融危机,中国的的确确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确确实实,今天中国面临一个转型的压力,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中国去年年底,人均GDP是多少呢?是4400美元。4400美元是什么概念?4400美元正好是100年以前两个国家的水平,这两个国家一个叫阿根廷,一个叫美国。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3800,1913年美国人均GDP4000美元多一点。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阿根廷和美国100年以前是一个水平。但是1913年的时候,欧洲人在打赌,是北美的美国崛起还是南美的阿根廷崛起。100年之后结果出来了。今天阿根廷人均GDP从4000增长到了 6000,美国从4000增长到了46000。

 无独有偶,我们说历史是惊人地相似。100年之后的今天,欧洲人和美国人一块儿在打赌,是中国崛起还是印度崛起。那么究竟什么决定了阿根廷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最后有这么大的反差,这是第二个引言。

 第三个引言。这次两会召开的时候我注意到两会代表最为关注的话题,一个是民生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从简单关心经济增长或者GDP走向关心全社会的福利、福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个话题比较技术性,叫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会的形式是很好的,参政议政。我看到各界代表都在讨论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民关注是好事儿。但中国怎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使中国有机会与发达国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上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过去的30年在全球范围内,几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是完全落后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追赶。

 比如说手机。我记得2000年左右手机开始在中国市场流行,今天中国手机用户全世界第一。因为我们人口大,规模大。但是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几个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中是处于落后地位的。而什么是未来三十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天来讲还是未知数。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新兴国家有机会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好的一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发展,怎么去竞争。

 两会关心这些问题的代表,你真要问他,中国怎样竞争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他可能就不知道了,以为自己知道的,可能都是错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未来三十年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四个问题就是德交所并购纽交所,这个事情比较大。在座今天我估计都是金融局的同志,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同志。做金融工作的同志有一点是比较郁闷的,就是他自己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重要,但是全社会经常不这么看。

 金融什么时候能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出了大事儿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了,大家说原来金融还这么厉害,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又比如说德交所并购了纽交所,一下资本市场的问题引起了各层领导和全社会的关注。

 美国非常强大,最近的例子是美国跑到人家国家把拉登给击毙了,人家还不知道,走了人家才知道。但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被德国人并购了,这有点儿奇怪。德国经济肯定没美国强大吧,德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也不可能比美国先进吧,那它怎么能并购纽交所?这起并购说明了什么?对我们中国有什么样的警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或者哪些教训?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我想这四个问题,听上去都毫不相关,但是它们都指向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五年怎么发展,跟这个四个题目都是高度相关的。我希望我讲完了以后,同志们能够得到这个结论,那就说明我成功了。

 谈到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我们用李白最经典的一句诗来形容: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下成为了世界第二。我们刚刚完成的一本书叫《中国资本市场20年》,目前正在修订。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它的出现跟1989年那场风波是高度相关的。1989 年之后,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做一个姿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别人出主意说咱们搞一个股市吧,马上就有人反对,说那是最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能搞呢?

 小平同志的回答非常有智慧,他说我看那么多国家搞了好像也没垮,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试着好了就接着搞,试不好了我们就把它关了。他说即使我们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实际上也不用关,因为一个市场它是一个生命,它一旦产生之后它自己会生长。20年之后它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华尔街的就是中国资本市场。

 这个变化是不可思议的。第一是它规模的增长,第二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我们无论从国有企业、从民营企业、从对社会制度,包括方方面面整个文化的建设,甚至是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影响都非常大。从企业来说,国企最明显。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有一句名言,说我就不信这个国企搞不好。国企的发展和治理是世界难题,德国的和美国的国企都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搞得好一点,怎么办?我们把它上市了,就可以有限改进,国企走向资本市场增加了全社会的透明度,增加了全社会的约束机制。

 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大家都知道工商银行,五年以前世界银行来到中国,评估中国的商业银行,给工商银行下的结论是技术上已经破产了,还说破产了三次,因为国家注资了三次。工行简称ICBC,老百姓开玩笑说爱存不存。

 五年之后的今天,工商银行世界第一大银行。这五年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五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走向了资本市场,完善了治理结构、优化了科学决策。实际上全球一直解决不了的国企难题是靠资本市场这么一个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安排相对解决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商业银行雄踞世界前列,于是就沾沾自喜。八十年代全球五大商业银行前四名是日本银行,今天全部破产了,一个都不在了。但是毕竟我们的商业银行走上了正轨,这是第一,我们讲的是国企。

 民企那就不用说了。苏宁电器五年以前我们都没听说过,现在我们到日本东京去开会,发现东京都有苏宁电器。上市后的国际业务扩展,这个变化深刻吧!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学里的词汇,比如独立董事,治理结构,信息披露,会计准则,你会发现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跟资本市场相关,为什么?因为现代经济是围绕资本市场构建的,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举例说,现代会计学都是从资本市场发源的,因为它要对公众披露,于是出现了现代会计学,是这么来的。

 不仅如此,资本市场还改造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现在,即使是一些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都特别关心CPI,以前的经济学家都不关心,为什么关心?因为炒股票了,他一下子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了。中国老百姓就是通过参与资本市场开始关心中国经济、关心国家制度,所以中国走向了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的一个社会的起点。

 资本市场还使得中国走向了一个不可逆的道路。一个国家在往前发展的时候,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会不停地遇到矛盾,包括社会贫富分化差距加大等,会不停地有各种犹豫和彷徨,会在各个层面发生,会在各个规模上发生。但是如果中国发展了资本市场,你就发现它只有一条路可走,它没有机会回头。因为股份制,因为公平交易,因为全社会的参与,它只能继续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方向,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决定性的。

 为什么说中国这个市场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国际的比较和判断。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第一次意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2007年我在东京开会,当时我旁边坐了一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叫孟加拉。他的桌上有一本字典,我说你这个字典借我看看。一看还不是字典,是一本《证券法》。这个《证券法》的英文写的,写得非常好,它的整个结构非常清晰。我说《证券法》写得不错,这是哪个国家的《证券法》。我当时以为是什么英国、法国之类的。

 结果这个孟加拉人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我当时脱口而出,说错了一句话,我说你们国家还有《证券法》。这是一句口误,但想往回收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人家也没生气,我发现南亚的人脾气都特别好。他说没关系,我们国家《证券法》是1923年颁布的。大家都知道美国证券法是哪年颁布的?是 1933年。孟加拉的证券法早于美国10年。当时我就感慨万千。世界多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了一百年,悄无声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第17年,全球第三,今天全球第二。所以中国人民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家说孟加拉实在不可比,我们选两个可比的。第一个是印度。印度1875年开始发展资本市场,今天全球第五;第二个是巴西,1890年开始发展资本市场,今天全球第八。中国1990年开始到现在全球第二,这是从股市来说。从商品期货来说中国全球第一。所以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的背后是什么动力?两个动力。

 动力一:中国经济崛起了。因为实体经济崛起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天然的。你说你开了一个杂货铺你还要不要上市?不用,你搞了1000个,你一定要上市,而你一上市就一定能超过沃尔玛了。因为你背后有13亿消费者在支持你。这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或者说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有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天然衍生出来的。

 动力二: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样的,叫改革。中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改革是社会的主流。小平同志说什么叫改革,他说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权,很多人不喜欢放权,但是中国就没有人敢说他反对改革,因为中国屈辱了200 年,改革、发展、崛起是中国全社会的主流声音,任何人不可能长期抗拒改革的方向。

 中国资本市场连续20年不间断地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资本市场从一个小市场变成了今天的汪洋大海。就像中国经济连续30年不间断地市场化改革使得濒临崩溃的经济体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所谓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相反,这个不能误读。

 当然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兼顾了社会的稳定,兼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这是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特色。但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叫市场化,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的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背后两个重要的动力。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崛起,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天然需求和发展,第二个是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每一项改革,任何一个市场化改革都会唤起很多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这跟包产到户是一样的。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基金业。我记得当时我在从美国回中国的飞机上,是2000年的“十一”国庆。我看到了一本杂志,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基金丑闻》。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说中国有基金了,基金还有丑闻。到了北京机场买了一张报纸,铺天盖地的“基金黑幕”。那是2000年中国经济领域最大的新闻,我看了看没往心里去。上班的第二个星期领导找我谈话,说你被任命为基金黑幕调查组组长。我当时坚决请辞,后来请了一位老同志作组长,我作为副组长,就这样介入了中国基金业。

 总体来说后来基金黑幕还是以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处理了。后来我2001年到基金部做副主任,2002年主持工作。当时发现问题在哪里呢?基金业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高度的审批制,竞争不够充分。所以后来就改革。所谓市场化改革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裁量权从两三个人关起门来判断,变成个大家一起来判断,变成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所以我们搞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就把这个决策权交给了大家。

 就这么一个变化,结果是什么?结果在未来的五年之内,中国的基金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中国的股市跌了一半,2000点跌到了1000点。中国基金业2000年开始是500亿,没有跌到250亿,而是变成了5000亿,翻了十倍。它动力来自于哪里?就是从天天跑基金部变成了跑客户,这跟包产到户是一个道理。2006年到2007年股市反转,一下子变成3万亿,6年翻了60倍,这个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之后基金行业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中国资本市场,也从来不缺乏创新的动力。全世界几乎所有听说过的基金产品,中国人立刻在五年之内全复制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说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之内,规模上达到了全球第二,而且它的质量也有非常大的提高。

 我记得2000年回来的时候,看到书摊上还有新华书店里都卖什么书?最让我震惊的一本书叫《如何做庄》。“做庄”的法律术语叫操纵市场。操纵市场上在比较严厉的法律环境下会判多少年呢?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麦道夫判了150年。他判的时候是69岁,这辈子没机会出来了。我们的新华书店却公开教你如何做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如何做庄》这本书旁边,还放了另外一本书,更滑稽,叫做《如何与庄共舞》。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当时满地都是。

 也就是说“做庄”、“操纵市场”这样一个以牺牲中小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的行为,偏偏有一本书教给中小投资者怎么与它共舞。小投资者说这个股票都没人做庄了还有什么希望,没戏了。这就是我们市场十年之前的水平。但今天我们看到,连股市里的“黑嘴”都在说怎么去搞基本面研究,所以变化是非常惊人的,进步也是非常巨大的。

 从中国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来看,也是沧海桑田,十年以前我离开纽约的时候,我们原来高盛的同事非常惊讶,说你去哪儿?我说我回中国去。他说你为什么回中国去,不好理解。美国人在十年以前觉得中国就跟非洲差不多。美国人比较无知,除了美国以外,他不太了解世界上别的国家。他觉得除了美国、英国还有法国几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以外,世界上基本上都是非洲。他说你回中国干嘛去,我说回中国去加入中国证监会。他更惊讶了,中国还有证监会,没听说过。

 十年以前的华尔街交易员,10个里面有9个不知道中国有资本市场。今天华尔街的交易员,10个中有10个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昨天晚上中国A股涨了还是跌了,才能开始交易。这个变化是发生在10年之内的。

 所以同志们想想这个变化有多么惊人,中国经济的变化、中国资本市场的变化有多么惊人。我们确实应该感到非常自豪。这就是第一,我们讲回顾历史。

 面对现实有很多的不足。目前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国经济也好,中国资本市场也好,劲头很大,但问题很多,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问题包括哪些方面,在座的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讲得比较专业。

 第一,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市场化机制不足。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交易所的IPO过程基本都是注册制,但有两个例外,一个叫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叫深圳证券交易所,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实行的叫核准制,实际操作是审批制。

 有没有客观原因?有。但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必须要改革,而且已经开始了改革,而且改革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讲三年以前中国的任何一个 IPO,一方面全社会疯狂追捧,所有的资金都来打新股。另外一方面全社会恐慌,全民讨论。改革后的去年,中国发行了350个IPO,一天一个,市场平稳地接受了,说明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成功了。这说明了第一,中国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这条路是能够走得出来的;第二,中国发行体制只能靠市场化改革,才能够有希望。但是我们觉得还不足,还要继续改革。

 第一个方面市场机制,第二个方面市场文化。文化是比监管比法律制度更深刻的东西。我这里列举了2007年全球主要市场换手率的一个比较。全世界主要的市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换手率100%。100%什么概念,一支股票一年换手一次,叫100%。哪个国家比较夸张呢?韩国人。韩国换手率是 200%。200%是什么概念呢?一年倒腾两次。韩国人是非常投机的。韩国人搞了一个股指期权,同时他们还搞了一个金融创新,什么创新呢?放到超市去卖。就是你去买洗发膏、买肥皂,他就问你要不要股指期权,我卖你一点儿,结果这一买,韩国人的股指期权,交易量达到了全球的60%。但是韩国人的股票换手率只有200%。

 2007年,中国人是900%。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年换手率927%,深交所987%,大致是韩国人的5倍,发达市场的10倍。世界上每次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传到亚洲后,第一个趴下去的是哪个国家?韩国。为什么韩国?因为韩国市场最投机,同时韩国是开放的。但是韩国人见到中国人叫做 “小巫见大巫”。我们是韩国人的5倍、全球的10倍。

 了解这么一个特点,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监管者、中国的市场参与者、中国的投资者面对的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的尴尬。第一,中国这个市场它从来不缺少热情,中国人民是最热爱资本市场的,可能上帝没见过这么一个热爱资本市场的民族。

 我们一位交易所的老总有一次告诉我,中国发展了十几年期货市场,培养出一批天才,脑子也特别快,手也快,又多快?一年要换好几个键盘。有的人交易一天,到闭市的时候都快虚脱了,一天交的手续费就有100多万。像这样的人在伦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过圣诞节交易所都要请客,给他送礼物。但在中国,交易所可能会找他谈话,说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1971年美国纳斯达克推出。因为它是中小盘,波动性比较强,投机性稍微强一点。纳斯达克超过纽交所的交易量花了多少年?花了24年。我们深交所推出创业板后,深交所的交易量赶上或者超过上交所只花了半年,这是第一。第二,中金所推出了一个产品,股指期货。中国的投资者准入条件可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必须要流动资产50万,基本上50万现金,还要有两年的期货经验,然后你还必须自己跑到营业部,自己手书,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呢。可即便这么严格,还是来了一批人,几万人吧,20天交易量就超过了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总和。

 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人说对市场经济的热爱是天然的,热爱致富、非常勤奋,不放弃任何套利机会。一个市场如果没有流动性是发展不起来的,但是如果流动性过强、投机性过盛也是会崩溃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永远处于这样一个尴尬之中,需要不断地寻找平衡点。

 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1921年的中国》,开始先发表在我们证监会的研究网上了,最近发表在《环球时报》上,题目改为《1921年的中国:136个交易所的启示》。写了什么事儿呢?1921年中国发生过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中国共产党成立,马上建党九十周年。

 第二件事:1921年,中国建立了136个交易所。大家说怎么可能呢?在1920年的时候,上海成立了一个物品交易所,搞着搞着,半年就赚钱了,就分红了。结果是,大家一哄而上,上海滩建立了120个交易所,全国136个。1922年3月,也就是次年3月,这些交易所几乎全部倒闭。

 我说,1921年中国这两件事儿对中国未来的前途都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人能够在一年之内搞136个交易所,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市场有天然的土壤。但是,如果真的中国发展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会怎么样呢?中国的命运就会跟那136个交易所一样的,它一定会崩溃的。

 所以1921年这两件事情,已经预示着中国的未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了?会走向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今天的道路。所以我们讲一叶知秋,通过资本市场我们可以洞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很多问题的本质。

 除了文化以外,我们再说市场结构。我们今天讲了中国资本市场很了不起,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跟这个老大有很大的差距。举一个例子讲,结构差距巨大。美国市场的纽约交易所是2000多家,纳斯达克是3000多家,美国的OTCB是接近4000多家,粉单市场9000多家,它是个金字塔型,这个底下还有一个灰色市场6万家,下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叫Portal市场,上面的公司不计其数。它的结构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落在塔尖的就是纽交所和纳斯达克。

 而我们正好相反。咱们主板现在是1300多家,中小板现在有500多家,创业板200多家,中关村代办转让系统,100多家,我们是个倒金字塔,底下就没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倒金字塔,还悬在空中,底下连个腿都没有。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呢?有它的合理性,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自下而上发生起来的,我们是自上而下,我们是计划经济发展起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长远来说很不合理,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博士后和博士特别多,就是没有小学生和中学生。所以我们要加快场外市场OTC的发展。

 股票市场的结构已经有这么大的不合理性,如果我们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观察,就会还有更加不合理的现象。全世界范围内,债券市场的规模是股市的两倍,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是股市的二分之一不到,这是第二个结构上的不合理。第三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衍生品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是巨大的,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就几十个大的品种,小的类项不计其数,其中的一种,CDS(信用互换调期),金融危机前夜,CDS市场的名义价值是6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的总和,当然,美国在这个方面走得太远,这也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不发达的,在过去,金融衍生品我们是几乎是一个都没有。现在刚刚才有了第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虽然成为全球第二,但我们和第一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讲了半天,我们的市场有这么大的成就,也有很多方面的不足,有什么不足?有市场机制的不足,有市场文化的不足,还有市场结构的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去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今天发展几大重点问题,几大重点问题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讲。中国现在有一个电视节目,非常火,叫《非诚勿扰》,在电视上找对象。为什么《非诚勿扰》的节目会这么火?因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一个过剩现象,“剩男剩女”。一大批大龄男青年,一大批大龄女青年,就是找不着对象,为什么?因为中介不发达,缺乏一个有效的对接机制。于是《非诚勿扰》节目应运而生。现在适龄青年全都加入了这个节目,它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最有人气的节目秀之一。

 中国经济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过剩现象,一方面有成千上万的企业等着排队、等着融资、等着IPO,另一方面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背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干什么?买房子。因为找不着投资工具、找不着投资方向。在这里,也缺乏一个中介,缺乏一个有效的对接机制。而这需要资本市场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今天讲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我们到浙江去出差的时候,浙江当地的领导跟我讲,说这几年全中国人民对浙江人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以前都特欢迎浙江人,说浙江人来了好,带着钱来的、带着投资来、带着就业机会来。现在听到浙江人要来,都说千万别来,你一来炒矿山,把矿山炒塌了;一炒房子,房价炒上天了。现在开始炒绿豆、炒棉花。统计局特紧张说别把CPI搞乱了。我去杭州参加一次会议。我说,你们这里,有一家人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三十年攒了一点儿钱,非得跑到山西去炒煤矿。你们家的邻居就在创业,你们家的邻居就因为拿不到这笔投资,就成不了下一个马云(微博专栏)。你就因为没有投资你们家的邻居,所以失去了分享下一个阿里巴巴成功的机会。多么可惜!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达了一定的阶段,资金积累也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跟不上的话,那么这些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发展,还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讲,一定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8万红军过湘江,前面只有一个浮桥怎么办呢?

 第一,拓宽这座浮桥。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

 第二,再架三座浮桥。第一个是债券市场、第二个是PE市场,第三个是OTC,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另外三项重要工作。

 然后几万大军过去了,这个桥缺乏支撑了怎么办?长期资金参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必须把中国的养老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跟资本市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五项工作。还剩下什么?期货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上市公司并购。

 这就是在未来若干年中,中国资本市场能发生的最重要的八件事情。我们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不用去学美国,不用说它有一个什么产品,我们就也要发展一个一样的产品。我们只需要看清楚,中国经济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展干什么,哪怕是最简单的产品,只要有需求它就一定发展起来,也一定不会错,绝不能够偏离实体经济的需求。

 我们在探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几年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背景。

 背景一:中国经济的转型。

 背景二:国际竞争的压力。

 中国经济的转型刚才我们讲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是迫在眉睫。我们近期准备把过去几年的一些资本市场的研究报告整理出版,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整理,就放下了。但是书名我想好了,就叫《世界转弯进行时》。为什么?因为世界在过去三年中,再稍微延展一下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变化。这个深刻的变化是什么?这个变化是两个方面。

 方面一:世界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金融危机前后为分水岭,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九十年代末期,全球奉行的是美国这种过渡自由的,高度杠杆化的,经济一旦放缓,一旦遇到问题马上货币政策就支持,就得印钱,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所以就崩溃了。所以世界的金融危机前后是从一个过渡激进的、不受约束的、相对来说不控制风险的方式,走向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比这个再扩展一点,过去的六十年,人类的发展理念也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一部分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东欧前苏联发生剧变,基本上一边倒。我记得04年在党校学习时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他去东德访问,从西德进了东德,从告诉公路上了一条柏油马路,就问东德的同志,说你们这条马路还挺不错的,就是老了点,什么时候修的?东德同志说是希特勒修的。东德几十年都干了什么,不知道。

 所以从八十年代以后,以市场为代表的主流方向被全球接受。但美国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叫做“物极必反,过犹不及”,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自由的、过度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也是有他的致命的弱点,而且最后崩盘的形式跟计划经济崩盘的形式非常相似。所以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共识是,一定要走一个相对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要在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同时要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发展的方向,是无形的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过去六十年人类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在过去十年当中,世界发生了另一个同样深刻的变化,就是中国崛起了。在金融危机前后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地惊人的。

 金融危机之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G7,7国集团。他们在一起讨论什么事儿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告诉你。后来加了两个,还是没中国,9国集团,还是没有我们什么事儿。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做G2,中国和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发现,这个世纪,只有两个国家重要,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比美国还重要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代表着增长。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一下子成了全球GDP总量第二,在世界上影响力是谁也不敢小看。我们的一位同事讲了一个故事挺有意思,他说陪同领导参加G20 会议,每个国家都轮流发言,20个国家轮流发言,还要同声传译,听会的人都挺累的。谁最累呢?奥巴马最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全球老大,别人主要都是讲给他听,所以他想不想听都得听着。后来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当西班牙发言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同声传译的耳麦给拿掉了。我们的同事就问美国人,说你们总统挺博学的,还会西班牙语。美国人说,他不懂西班牙语。我们的同事那又问,他怎么不听了?美国人回答说,西班牙说什么他不在乎。中国代表一发言,奥巴马立刻就把耳麦拿过来了。因为中国太重要了,他说不能错过中国人说的任何一句话。

 所以我们讲见微知著,一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金融危机后,我们去美国参加经济论坛、金融论坛,发现有些论坛只有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叫美国经济,第二个模块叫中国经济,然后就结束了,我就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代表去了以后什么感受。而且往往从讨论美国经济开始,就讨论中国,到了讨论中国经济,就全是中国。

 我记得我们出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非常穷,92年,我在清华留校一年然后出国,那时候工资78块钱,奖金20块钱,一共98块钱,那时候5比 1那个外汇,20块美元还不到。那时候出去念书,第一个学位没拿到,都不敢回国探亲,为什么?你一回来万一签证签不过去,就白学了,无颜见江东父老。拿到第一个硕士学位,才第一次回国,95年。回来以后,发现去美国使馆签证是很受气的事。为什么呢?先得五点半六点钟去排队,然后排到中午十一二点,还经常有人被拒签。还有门口维持秩序的假洋鬼子,特别招人恨。

 最近我请港交所的李小加(专栏)总裁来会里做讲座,聊天的时候,他说到现在香港的一个大陆签证的办事处特别火,美国人早上五点钟就去排队了。我说这就对了。这20年的变化基本上是翻了一个个儿。

 我去年年底去美国访问,印象特别深刻。到了纽约碰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碰到通用的IPO。通用汽车曾是美国经济的明珠,原来是美国汽车产业的老大,金融危机倒闭了。倒闭之后国家收购,国家收购之后重新上市,这是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华尔街欢喜雀跃。这里边就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中国的上汽集团战略入股买了1%,这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首先华尔街日报来了一个通栏标题,说中国人在买GM,打了一个惊叹号。然后上网一看发现美国的愤青比中国还多,说美国最好的公司怎么能让中国人买走了呢?

 第一,通用也不是什么最好的公司,而且已经破产过了。第二,中国人也没买走,买了1%,美国人就受不了了。更冤的是什么呢?操作这个项目的 CICC跟我们说,根本不是中国人想买的,是美国人自己找我们的。美国人找到中金公司,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中国买家参一下股,这样我们IPO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元素在里边,好卖一点儿。结果这个IPO价格提升了4个美元,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一起IPO。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最好的事情之一是什么?就叫干部出国,我们现在对这方面管理得比原来更严,很有必要,但与此同时,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多鼓励我们的干部出国看一看,就是你去看一看好多事儿都不一样,能体会到很多东西。我在美国工作学习了8年半,回来11年。回来的这11年,每一次有机会去开会,都有很好的收获。为什么?第一,以前在美国以前做的工作,不管你是在最好的机构,干得再好,也是个蚂蚁的工作,顶多是一个勤奋的工蚁。但你回来的话,考虑的角度往往是宏观战略,国家的发展,角度完全不同,很多问题需要再去看看,重新认识。第二,世界天天都在变化。我们在发展、在增长。对方也在变化。在两相比较之后,你会看到很多东西还是很有启示的。

 像通用IPO这样的事情你当时一看,你就能体会到这一个瞬间世界发生的变化,很多发达国家衰退了,中国在崛起,非常明显。

 今天中国经济不仅成了美国经济或者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华尔街的救命稻草。

 这是在纽约碰到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去看了看高盛。虽然以前我曾在那儿工作过,但去的那天发现找不到门儿了,为什么?原来因为911,它搬迁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进去以后呢,发现大厅里挂了一面五星红旗。我想是不是走错了,到了中国使馆?我当时意识到,这个没准儿是欢迎我们的。结果真的是欢迎我们俩的,中午我们走的时候就拿走了,为什么?一聊,很简单,高盛去年操作的IPO,一半儿来自于中国,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一上午,和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讨论。我们问,你们美国经济能不能够走出危机,他们就说,那要看你们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中美两个经济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存。他们进而说到,美国经济现在可以分成两大产业,第一个产业叫做新兴产业,第二个产业叫做夕阳产业。什么叫新兴产业呢?跟中国相关的就是新兴产业,跟中国没关系的就叫做夕阳产业。我说你这是忽悠我们?他们说这是实事求是。

 你想这个很简单,一个产业再落后,如果有13亿消费者,一定就成为是新兴产业。十年以前说每个中国人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难以想象。但今天中国中小城市的居民都能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结果传统的畜牧业成为了新兴产业。所以顺便说一句,什么是新兴产业,不是技术说了算,也不是领导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

 所以你要体会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要出去看一看。要体会很多事情,看一看比统计数据带来的感受深刻多了,这种感受更直观。你说地球有没有没变暖,计算多少数据不如开着船到南极去看一眼冰山有没有融化,这叫做见微知著。

 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今天的机遇,相对来说强大。另外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一般来说这两件事儿都是对称的。举个例子来讲,人均 GDP。我们GDP总量全球第二,我们人均GDP4000美元,正好是美国的11分之1,日本的10分之1,大家说我们穷惯了,能变成美国11分之1不错了。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全球排在第99,99大家说还不错,挤进前100了。告诉大家第98是谁?第98的这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文革的时候是我们兄弟国家,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还是兄弟,人家还排在咱们前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现状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济总量很庞大,相对来说素质、效率的相对低下,两者的反差是巨大的。阿尔巴尼亚是什么情况可能很多年轻一点的同志都不知道了。文革的时候,有一次国家粮食紧缺,我们用了很多外汇到加拿大去买了一船粮食。快开到港口的时候,霍查同志给毛主席打了一个电报,说阿尔巴尼亚全国只剩下7天的粮食。所以这船粮食就运往了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国家,今天人均GDP排在我们前头。

 中国经济有一点像是1万个小舢板钉在了一起,排水量赶上了一个航空母舰。但它是不是航空母舰?还真不是。这是第一。第二,如果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能够进一步提高,会有什么问题呢?它会造成各种问题,包括各种社会的各种矛盾难以解决。

 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社会的很多事件,以为它们是社会事件,其实背后全部是经济问题。基本上没有例外。比如说,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大家说是什么问题?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珍惜生命,说富士康剥削工人。富士康的事件告诉大家,中国制造的模式几乎走到了尽头。富士康的产品在全球只有非常可怜的谈判力,一个iphone卖 4000块钱,苹果拿1800,富士康拿多少钱?拿73。因为它的利润率非常低,最后只能不断地压缩成本。我们没有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但本质上说,与其说它剥削工人,还不如说在世界产业链中首先被剥削,这是第一。

 第二,富士康在中国的产业中不是最落后的,它几乎是最先进的。我们大部分的产品根本就没有富士康的谈判力,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卖了100万个呜呜祖拉,每一个在当地售价合56元人民币,中国的厂家挣多少钱?两毛钱。

 前年富士康事件出来以后,我当时就看了一下电视。经济半小时采访了门口的工人,看完这段采访后,我就调开了,不想看了。一个年轻人被问到说,富士康13连跳你为什么还到富士康来报名?这个工人回答说,至少富士康不拖欠工资,他说你可以想想我们中国有多少工厂是拖欠工资的。

 前两天我看到电视里评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第一个人是干了什么呢?连续20年没有拖欠工人的工资。开始我以为听错了。我说这个节目要不是故意安排的,这条消息咱们最好不要翻译成英文,咱别让人知道,咱们丢不起这人。一个工厂连续20年没有拖欠工人工资,成了民族英雄。这一件事足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非常落后的。

 当时经济半小时还采访了另外一个女工,问她,富士康天天都加班十几个小时你为什么还到富士康来报名?这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讲,你不知道我们出来打工,就是出来加班的,我最害怕的就是他们不让我加班。据说富士康里面工头最大的权利就是就是不人加班。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是如果你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没有足够的谈判力,你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是很难建设和谐社会的。

 金融危机之后,去美国参加世界银行的会议。到商场发现所有的产品都打折,一件毛衣中国产的5.99美元。我说这个毛衣真便宜,36块人民币。结果翻开一看,原价是59.99美元。因为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往后错了一个零。我告诉你5.99美元他还有利润,离开中国口岸肯定不到5.99美元。我们大部分的产业透支了环境污染、透支了社会矛盾、透支了多少能源消耗,才换来这么一个增长。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够有说服力,这产品太小了。

 那我们讲一个大的产品,钢铁。中国的钢铁产量今天全球第一。09年的时候最夸张,因为金融危机,我们全球第一,后面20个国家加在一起没有中国多。就有点儿像美国的核弹头,美国第一,后面二十个国家加一起还没有美国多。这么强大的钢铁产业背后有两个不幸的数据,跟同志们分享一下。

 第一,中国每年进口的钢材平均价格是出口钢材的200%。我们买的全部是特种钢,我们卖的全都是粗钢。第二个是我们每年消耗了全球60%到 70%的铁矿石,我们在每一轮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毫无还手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 2600家钢厂一块儿和人家谈判。毛主席讲5个手指头打人是不痛的,我们有2600多个手指头你说痛不痛?你自己痛。他们没有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说来说去是两件事情。

 第一,提高中国经济的谈判力,经济附加值,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第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怎么做到?也是两件事情。

 第一,存量的整合。第二,增量的发现。

 怎么进行存量的整合?先进的产业无论是钢铁、化工、汽车,都需要整合,怎么整合呢?有行政的手段,还有市场的手段。我们的趋势主要需要依靠市场的手段,或者说,应该是越来越要依靠市场的手段。什么叫市场的手段?很简单,叫做并购。我们可以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中一个最主要的主题词叫做并购,会风起云涌地发生并购浪潮,这个并购浪潮主要是以上市公司为主导。

 第二,增量的发现,为中国经济发展一批增量,也就是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怎么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去年我有幸去参加发改委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决定的起草。来了40多个部委,基本上就是跟着听会,调研了很多地方。会议上来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基本都是各行业是最重要的人,他们的发言都在强调他们所在的行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国家重点支持,说白了,就是希望国家资金的扶持。

 后来初稿出来了,一万多字,我看了一眼,没写资本市场,我说我要发个言。

 我说,在座的这么多部委的领导都非常有社会责任感,都很有使命感,帮助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同志们比较普遍的想法是把我们能够想到的、听说的、没听说过的、能够猜到的30个产业拉出一个单子。然后我们就仔细地讨论、仔细地甄别,这26个看着不太像的给它划掉。我们就集全国之力发展这四个,这样我们一下子就超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在未来三十年独占鳌头。我说这办法好不好呢?很好。

 它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如果让时光倒流三十年,现在应该是40年了,1970年如果美国做一个战略新兴产业规划,也按这样的办法,把当时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能够想到的、能够猜到的,拉一个单子,也是甄别划掉26个剩下4个,举全国之力发展这四个,会怎么样呢?

 今天如果我们有幸去回望这三十个产业的单子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缺了四个,缺了哪四个?第一个是PC,第二个是电信,第三个叫做互联网,第四个叫生物制药。人类在1970年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四个产业,而这四个产业恰好是人类随后三十年最重要的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这四个产业是谁发现的呢?是资本市场。是谁培育的呢?也是资本市场。

 在1970年的时候,人类对于未来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模式认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型机的世界。大家都记得50年代人类出来第一台计算机比人都高。它的计算能力,不如你今天给孩子买一个生日贺卡,那个会唱歌的那个芯片,它的计算能力都超过人类第一台计算机。所以说七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说将来要搞一个巨大的CPU,放在一个岛上,然后每一个人家里有一个终端,把计算的请求全部交给它。没有想到,十年之后,IBM率先推出了PC个人电脑,一举颠覆了这个模式。结果每个人背着自己的CPU到处乱跑,这个CPU就是个人电脑。你刚刚习惯于这个模式,九十年代世界又回到第一个模式,为什么?互联网出现了,今天你要搜索任何东西,你交给谷歌、交给百度他算完了以后告诉你。我们几乎回到了第一种模式,但是同时你还可以背着自己的PC到处乱跑,说明什么?说明人类在同一个产业内,不到3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来回。如果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方法去发展的话,已经错了两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通产省天天做产业规划,天天跟不上美国的原因。

 中国今天和美国的差别是什么?美国有形的手是非常弱的,它主要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中国,有形的手很强大,无形的手也越来越强大。但我们应该记住,有形的手发挥作用的最好办法,是去帮助无形的手去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它去发挥作用。因为一旦替代它发挥作用,上帝就会发笑。因为你肯定会错。就像今天没有任何人敢说未来三十年,人类最主要的产业是什么?将来回头来看,可能99%的预测都是错的。这个选择只能交给市场,而我们作为政府能够做的,主要是建设好这个市场,让它去更好地发挥作用。

 十年以前能想象畜牧业能够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吗?今天基本上已经是了。记得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人说火车即将要被废弃,被飞机和汽车取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高铁成为新兴产业,不要说十年以前,三年以前、五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个背景全球金融形势的竞争是愈演愈烈。最近,德交所并购纽交所。全球交易所实力的排名,第一名CME(芝加哥商品),第二名是德国,第三名是纽交所,第四名伦敦,第五是纳斯达克。

 并购完成之后后德纽交易所成为全球第一。这个并购当天就传出CME要并购纳斯达克,为什么?德交所的期货、金融衍生品厉害,纽交所的股票债券厉害,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服务链条。所以市场广泛传言CME和纳斯达克也想形成类似的全方位服务链条。

 德纽交易所的并购说明了很多问题:

 第一,说明在发达市场中,已经进入了后股票债券时代。股票债券再厉害,因为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利润率比较高,德交所的市值超过了纽交所,纽交所只好占据下风,没办法。其次,如果CME再跟纳斯达克合并在一起了,是不是有点儿似曾相识?像航空业的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形成。如果这两个交易所集团形成了,瑞典交易所有什么存在价值,它要不也加入这两个集团,要不就被彻底消灭。因为这个趋势是已经形成。

 交易所背后是刀光剑影。其并购说明什么?

 第一,今天的时代已经完全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人类以前小农经济,每个国家关在门里发展自家经济。后来出现了跨国公司,然后出现产业跨国并购,包括曾经广泛讨论的“斩首行动”,一个国家的产业把另一个国家的一个产业全都吃了,这个稍微有点儿夸张,。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交易所并购,一个国家的交易所把另一个国家的交易所并购了,,把对方的经济整合进来了。当然,在发达市场,大家是同一个量级的拳击手,也能实现互利共盈,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就不一样了,是一个轻量级的选手和重量级选手的较量。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激烈更加竞争的时代。

 第二,交易所的并购并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发达国家之间可能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商业行为。欧洲的交易所天天你吃我、我吃你,就变成三国演义,已经是欧共体了。美国和德国之间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即便如此,德交所并购纽交所的事情出来之后,美国所有的经济方面的参议院、经济委员会的参议院不予置评,为什么?

 第一,他不能反对,反对相当于反对自由贸易。第二,他也不能说同意。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被德国人收购了,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第三,最后美国议员舒默(人名),就是老天天逼人民币升值这个人,要求纽交所的名字放在前面。这基本上是自欺欺人。我估计德国人肯定同意了,德国人很可能要里子不要面子,况且纽交所还是个不错的品牌。

 前天我问德交所的人,为什么这次交易所并购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阻拦?他的解释是,美国的政治家都要看商业领袖怎么说。这个并购法案出来之后,24小时之内,纽约市长彭博就发表说全力支持。所以美国的议员要想想,万一说错了不是显得很愚蠢?就不便随着说话。但是美国的政客想想也不愿表示同意,因为怎么着也是美国占了下风。

 但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这次并购已经是很简单了,它总体来说是商业行为,对各方都是有利的,可以扩展市场规模。每个交易所并购以后,基本上可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所有的产品,从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全系列,可以买欧洲和美国所有的股票、所有的金融产品。

 但是对新兴市场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传说CME要收购纳斯达克,结果CME没收购纳斯达克,梅拉梅德,CME的董事长自己开了一个小飞机跑到中国来,说德交所、纽交所的并购是老世界的拥抱,他要拥抱新世界。

 在新兴国家,在市场经济还不算太发达的地方,交易所不是一般的产业,有战略属性,有很多外延性。例如中国的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并购,中国老百姓会有意见吗?不太会。为什么?因为这基本上是个纯竞争性的产业。但中海油要被并购了,我估计有一半中国人不答应。如果上交所被并购了,我估计所有人都坐不住了。为什么?交易所是比资源类产业更加重要的战略产业,因为它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有很强的外延性,附带着很多其他的价值,所以不能轻易地被别人并购走。

 但是,我们看到,在新兴市场,交易所并购也是风起云涌。

 举两个例子,都在去年十月份发生的。

 第一,新加坡宣布并购澳大利亚交易所。新加坡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香港,但是香港依托于大陆经济的发展,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强。新加坡搞了一个“去中国化”,去联手澳大利亚,这个做法有点问题,第一,澳大利亚也没有成长性;第二,澳大利亚可能还不同意,果然,澳大利亚国会已经正式否决。这轮博弈的背后也是国家战略,为的是巩固各自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二,今年四月份老挝交易所开业。当天大家很惊讶,发现老挝交易所组成中49%是韩国交易所。韩国跑那么大老远去买老挝交易所的股权干什么?今年柬埔寨交易所要开业了,可以提前告诉大家,柬埔寨交易所的股东49%,也是韩国交易所。

 韩国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我们很多人觉得韩国很小,但很多韩国人认为中国的内蒙古都是韩国领土,所以它要跟中国竞争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其策略之一就是收购中国周边的交易所,所以交易所并购行为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的交易所并购也已经是风起云涌,况且还有欧美市场的虎视眈眈。

 所以,第三我们该怎么办?很简单,波音、空客形成了,我们要不要造自己的大飞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有自己的大飞机。那么紧接着大飞机怎么造出来?

 第一,正视交易所并购浪潮,不能说没看见、没关系,说我们人民币还没开放,我们的市场还可以有自己的一点时间。我们的确还有时间,但是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第二,迎头赶上。怎么迎头赶上?加快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所谓交易所的并购,实际上背后还是资本市场强大与否。强大了就收购他,否则就是他收购你。强大了才能心平气和地去谈,否则一碰就被别人压倒了,还谈什么谈?

 所以要加快产品创新,加快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适时推动或者说积极研究交易所体制、机制改革。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畅想一下,10年、20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有一个交易所控股集团呢?或者是有一个统一交易平台?也许我们可以有,也许我们应该有,下辖四个交易所,一个上海、一个深圳、一个香港、一个台湾。结果是什么?

 第一,兵不血刃解放台湾。台湾经济和大陆经济在一个平台上交易,台湾跑不了了,也不用跑了。第二,如果这个统一交易平台形成之后,会怎么样?新加坡会要求主动加入,韩国人会主动要求加入,东盟十国会要求加入,因为金融市场有聚合效应,纽约成为了金融中心,费城就不可能再是。东京交易所有两个选择:要不加入,要不被彻底边缘化。这就是大概未来十年左右,东亚金融和经济版图的整合的趋势,任何人喜欢或不喜欢,都不能改变这个趋势。如果我们有一点顶层设计,有一点战略安排,这个趋势发展得就会更快一些。而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不仅会帮助中国经济更快崛起,对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也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说金融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只是一个专业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实现国家战略。

 讲一点体会,中国资本市场20年,现在要做规划,接下来要如何去发展?如果说20年之内我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基本规律,给一分钟来说是什么?只能讲一句话,就是这个例子:乌镇与凤凰。浙江的乌镇,非常不错。乌镇最大的特点是江南水乡保持了原貌,明清时代的建筑一点儿没动。

 还有一个什么特点?推开门窗一看,里面已经被改成了五星级酒店。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我们要保持中国特色,尊重中国的国情,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一起来。

 我去过另外一个地方,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湖南的凤凰,湖南的凤凰也是古色古香,也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而且比乌镇还漂亮,为什么?因为乌镇只有水,凤凰还有山;乌镇只有风景,凤凰还有文化,看着也很美。八年以前去了一次,推开门一看,发现屋里有两只耗子,再也不想去了。估计现在凤凰的基础设施也一定改善了。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要尊重中国国情、保持中国特色。但如果里面全部是内部交易、全部是过度投机,则早晚一定要崩溃,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相对完美地统一起来,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发展二十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今后要坚持下去。

 同时我们要关注历史,要学习历史,为什么?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都发生过,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参悟历史,对指导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改革,都善莫大焉。今天中国经济中两件事情,第一,重工业化,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现,美国历史上都发生过。

 美国历史上重工业化发生在 1900年前后。1900年前后,美国经济中的所有的产业,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并购浪潮。钢铁、化工、橡胶、烟草、石油、冶炼……所有这一切,最夸张的是两个。第一,钢铁。钢铁产业,钢铁大王卡耐基。1901年钢铁大王卡耐基的工厂规模,超过英国全国的钢铁厂。大家不要小看英国,1901年英国是全球第一强国,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有一家工厂超过了全球第一强国,就像我们今天的宝钢和马钢,有没有超过美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可能还没有。但卡耐基做到了,所以卡耐基那时候很自豪。但是华尔街的JP摩根找到他,说尽管卡耐基的工厂办得不错超过了英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模还不够大。卡耐基听愣了,JP摩根讲了一句名言,说他要把卡耐基的工厂和美国其他几个最早的钢铁公司全部买下来,整合在一起。他有没有做到呢?他做到了。整合在一起的公司叫做美国钢铁。美国钢铁的注册资本金是美国当年联邦政府预算的2.75倍。一举奠定了美国在全球钢铁产业中绝对垄断地位。第二,炼油。洛克菲勒的炼油厂整合了数百家中小炼油厂,不少中小炼油厂主跳楼的跳楼,卧轨的卧轨,非常残酷、非常血腥。洛克菲勒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捐钱,为什么呢?洗刷心灵的罪恶感。但是他当初推动的并购是历史的潮流,谁挡也挡不住,只是他的操作方法过于原始、过于残酷,但总的趋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可以干得更好一点。

 今天我们也处在类似的阶段,所有的产业都急需并购,但任何产业并购,根本就推动不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某个省的钢厂要被其他省收购了,对这个省来说有什么好处?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第一,税收少了,第二,GDP少了,第三,干部安排不了了。这个省肯定会拼命反对,因为我们原来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并购是个市场行为。那么怎么办呢?去年、前年我们做并购研究的时候,我有一次开玩笑道,我们这样研究并购没什么用,如果哪个地方的领导主动把自己地区的工厂让人并购走就给他提一级,他马上就干,不用你号召。所以,中国的产业并购真可能需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在一起推动。

 第二,中国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美国从71年推出纳斯达克。其产业转型发生在1978年,之后的美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四大主流产业,其中还有几十个小产业,有的被消灭掉了,有的被整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中国经济也正在发生这两件事情,重工业化和发展创新经济。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是美国历史上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希望在未来的20年中,同时完成这两个目标,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并且操作方法是正确的话,第一能够帮助并加速中国经济重工业化的转型,第二能帮助中国发现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至少在全球下一轮竞争中,能占一席之地。

 研究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跨度中分别完成这两个任务,一个共同之处是资本市场都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的中国浓缩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试图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也一定要善用资本市场,善用资本的力量。

 所以我建议同志们去读一读《伟大的博弈》,这是我翻译的,网上有免费的电子版可以下载。迄今正版印刷了41次,盗版不计其数。我每次去北大清华给学生做讲座的时候,去书摊上去溜一圈,就发现一个新的版本,每年都变得很快。现在盗版技术很高,我都会鼓励卖书的人一下,说你别的书我管不了,这本书可以多印一点儿。他说你是谁,我说我就是译者。他说不会吧?我说你看作品后面印着照片,他一看真是的,说真奇怪,我只见过来抓我的,没见过来鼓励我的。

 我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只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折腾了一大圈在清华学物理,留校教计算机,去美国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才发现科技救不了国,或者说科技本身救不了国。最后发现,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经济体制,同样一片土地,30年前我们小的时候还吃不饱饭,今天全中国一半人全都减肥,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其他变化,经济体制变了。

 也就是说,转了一大圈,到最后,我们认识到,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对一个经济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金融体制,对一个金融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资本市场。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多印一点儿,我希望现在大学生从上大学第一天起,就知道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他可以将来不去从事金融工作,不去做PE,不去做分析师,不去做投行,不报考证监会,但是他一定要知道,即使他出去创业,如果不和资本市场结合,他成功的几率是多少呢?正好是零。

 为什么我把它起名叫《伟大的博弈》,它伟大在哪里?如果你有机会看一遍的话,你会发现美国历史上这些人物,基本上没有一个伟大的人,基本上全是坏人,美国历史上就这么一批人,好多都是庄家,还不是一般的坏人,是相当坏的坏人,就这么一批不怎么伟大的人,成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崛起,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伟大的机制。这是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启示,就是他在每个人忙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崛起。

 大家看过西部片都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的沙漠,来了一帮欧洲移民,也不是什么精英,主要是两批人:第一批是逃犯,都是罪犯,第二个是异教徒。所以美国社会有两个重要的情节:第一是反政府,因为都是逃犯所以特讨厌政府,“五月花号”上的人们说,我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我们一定第一个不要的就是政府,说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要一个小政府,这是美国小政府的由来。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反教会,因为都是异教徒。美国社会的教会组织从来没有像欧洲这么强大。

 这么一批人来了以后,100年之后成为全球第一强国,2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来怎么超过它。

 美国崛起背后有两个秘密,第一个秘密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奉行了一个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标志是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翻译出来就是投机倒把不要交税。改革开放以后自由贸易的第一个标志,例如咱们北京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一帮小年轻人倒腾鱼虾,天天早晨骑一辆摩的去弄一堆海货到北京来卖,然后再把北京的稻香村什么的卖到天津去,中间不收费,这叫自由贸易。这个道理美国在1787年懂了。美国建国是1789年。

 美国建国倒推两年的时候,13个州,州与州之间搞了一个约定,即建国以后13个州,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这个有什么新鲜的?在今天都是基本常识。1787年在大西洋彼岸的法国,运一车货物要交50次以上的税。所以欧洲经济很快就被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是美国崛起的第一个秘密,即从建国第一天起就奉行了自由经济。

 第二,美国经济从建国第一天起,其金融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通过华尔街来配置。从长远来说,通过市场的配置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从长期统计平均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越于任何其他与之相竞争的手段。

 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代,不记得1957年还是1958年,说麻雀是害虫,就吃了好多粮食,毛主席一号召打麻雀,全中国人民天天敲锣打鼓,最后全中国的麻雀都累死了,掉下来全部被抓起来了,一个麻雀都没有了。结果你发现什么?麻雀还吃害虫。麻雀打没了,结果害虫又出来了,吃的粮食比麻雀还多。这就是说行政之手配置不了资源,再聪明也不行。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尽管它充满了缺陷,但是从长期统计平均来说,远远超过行政之手。

 从金融上讲,美国的金融资源从第一天起就是通过市场配置的。这好有一比:我们国家的西部卖牲口。驴怎么卖?手放在袖口里谈价钱。这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交换,这个生产要素叫牲口。但是这个价格交换方式,第一个是不透明,第二个是不标准的,第三个一掐错俩人打起来了。

 你能想象吗?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的生产要素,其价格交换在一秒钟全部交换完毕,你说哪个快?资本市场就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生产元素的价格全部被一秒钟交换完毕,股权可以变成股票,信用可以变成债券,你的未来的潜能变成期权。一秒钟在电子平台上全部交换完毕。并非这个市场没有缺陷,而是充满了缺陷,还会发生危机。但五天、十天,五年、十年、一百天,却把对手远远甩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每一次金融创新中,每一次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中,都是独占鳌头,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中,全球所有范围内全球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所有的产业都是崛起于美国,领先的前三名全部是美国的。背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速度远远超越了对手。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这个经验和教训不能不汲取。所以我在《伟大的博弈》第一版的时候,扉页上有一句话就叫“资本市场的博弈牵动了大多数博弈和兴衰”。最典型的例子,是1913年纽交所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伦敦交易所。当天晚上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同一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实体。历史在一瞬间发生了三个超越。今天更是如此。今天交易所并购,如果你的资本市场不强大,就更被动,还不是以前的简单的超越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确确实实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过去十年发生的两件大事,第一个是9.11,第二个是金融危机。我在最近《伟大的博弈》再版的时候,想在书里加一部分金融危机的内容,就加了一个附录,《金融危机大事记》。从99年开始,克林顿放松管制,从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的界限之墙被拆掉开始,走上不归之路,整个演进过程一步一步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今天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阶段,相当于美国、欧洲的七十年代,有点儿类似于日本八十年代的末期,就是经济在前面三十年发展之后,一定要上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看看欧洲和日本,在这个转型中彻底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失败了?

 这个图标呢大家都认识,叫沃尔沃。沃尔沃被中国的吉利收购。如果同志们有机会应该去台州看一看,台州这个地方第一没有煤矿,第二个是没有钢铁。有一个农民叫李书福(专栏)(专栏),搞了一个汽车公司。开始大家都以为他连拖拉机都造不好,可他造了汽车,还收购了沃尔沃,不可思议吧?台州这个地方在台海前线,从建国到现在国家的投资没超过1个亿,为什么?怕打仗,怕打没了,没有任何资源。结果出了20多个上市公司。说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是靠资源,也不是靠政策,更不是靠拨款,靠什么?靠企业家精神,这个是题外话了。

 吉利收购沃尔沃,瑞典这个国家上街游行,为什么?老百姓很生气,因为瑞典这个国家一共有两个公司,第一个叫沃尔沃,第二个叫萨博,萨博被北汽收购了。都是中国人收。但是,如果这两个公司留在瑞典当时就破产了,如果继续经营天天都会亏损,如果中国人不收印度人也会来收,如果印度人不来收,印度尼西亚会来收。

 也就是说欧洲大部分产业今天面临什么样的尴尬?前所未有的尴尬。他原来传统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统统丧失了比较优势,为什么?

 第一,劳动力成本。第二,社会福利。第三,文化问题,说简单点就是懒惰。

 欧洲的尴尬不是这些产业被转移走,而是这些产业被转移走以后,找不到新产业。为什么?因为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没有能力去发现新产业。欧洲比起美国来,缺了一个东西,叫做硅谷。欧洲最核心的问题从金融市场来说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依靠银行配置资源没有这个能力去发现新产业,让出了自己现有的阵地,找不到新阵地。这是欧洲的尴尬。

 是不是欧洲人的技术水平不行?应该不是,往远说,牛顿,现代科学之父,欧洲人;最近互联网之父贝恩去世了,我们才发现他不是美国人。互联网无疑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但是互联网之父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波兰人,他在波兰一事无成。萨切尔夫人很早以前就说过,欧洲为什么高科技产业落后于美国十年二十年呢?因为欧洲的资本市场落后于美国十年、二十年。这是欧洲自己的领导人讲的。

 另外一个案例是日本,日本出了什么事儿?从89年经济泡沫破裂到今天就没有缓过劲儿来。04年,日本的财政大臣访问证监会的时候我陪同。当时就问了问题,说你们日本经济当初这么辉煌,后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山本回答了,说我们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国民全面讨论,最后大家的结论是被美国人阴谋了,美国看到日本发展受不了了,搞了一个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了,日本经济就不行了。他说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肯定有打击,但是连续20年缓不过劲儿来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他说我们日本经济发展中是大银行、大企业捆绑式的发展,三菱重工与三菱银行,三菱银行只有一个大客户叫做三菱重工,三菱重工只向一个银行贷款叫三菱银行。三菱银行天天给三菱重工贷款,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三菱重工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而是因为他已经给他贷了太多的款了。如果三菱重工出了问题,他真的破产了,而一旦三菱重工出问题,三菱银行肯定破产。三菱银行出问题,三菱重工也破产,不光如此,一旦破产之后他们清理不良贷款,要花很长的时间。

 什么叫做市场化资源配置?如果你买了一支股票,实在这支股票不行,把它卖掉要花多长时间?一分钟;要清理不良贷款花了多长时间?日本花了12 年,也就是这个国家12年什么都不算就清理脱钩。所以尽管当初高歌猛进,但一次经济泡沫的崩溃,再也没有转身的机会。这是市场化资源配置和非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别。

 过去几年到日本访问,发现日本经济越来越不行。去年九月份我去日本访问,正好碰到钓鱼岛事件,正好碰到了一个敏感时期,我们上午参加论坛,下午就回宾馆,老老实实看电视,看了五天了什么也没看懂,为什么呢?日本的电视全是日语的,别说中文了,连英文他都没有。美国有一个HBO台放电影,日本人费老大劲儿,非得配音配成日语,结果又听不懂了。

 我说日本肯定不行了。第一经济不开放了,一个岛国不开放,经济肯定不行。你看我们中国多开放,看看世博会,看看奥运会,很多路标全是英文的,连中文都没有。

 第二个我看了五天电视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头条新闻就老看不懂。去法国开会,电视里虽然讲的都是法语,但是你基本上能猜出大概意思,因为头条新闻都是大事件、大人物,都是总书记或者说奥巴马这些人物。日本的头条新闻都是说小人物,你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在那儿圆桌会议讨论什么事儿,听不出来。但是我猜出来,肯定跟北京有关。因为屏幕也切换北京的街景了。北京一看就看出来了,因为特别堵。

 第五天我找了一个宾馆服务员问了问,他说这是日本现在最大的新闻,北京有一个民营企业家,这个公司干得不错,后来为了犒劳大家,给大家搞了一个集体旅游,一万个人集体旅游。后来因为钓鱼岛事件大家一投票就不去日本了,改去马来西亚了。后来日本开始算帐,说一万个中国人不来了,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平均消费是1万块钱,1万乘1万多少?一个亿!说日本一下子损失1个亿人民币,损失10几亿日元。日本老百姓心里崩溃了,天天讨论这事儿,一下子成了连续5 天的头条新闻。

 我说这一下中日关系简单了。第一个是中国可以不要日本了,第二个是日本再也离不开中国了。这次日本地震实际上是加速了这个趋势。中国的企业家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是并购日本的产业。现在日本的很多产业哭着喊着,希望中国的产业并购他。丰田的汽车再有问题,比咱们的汽车公司那还是先进一点儿的吧,如果能够在先进制造业、能够在日本搞一些并购的话,我们可以一下子跨越十年乃至二十年。

 第二个是吸引日本的资金到中国来投资。日本的资金是真的没出路。不光日本资金没出路。这两件事情去做的话,第一个是资金的流动,第二个是产业的流动。第一个是可以加速中国的经济的崛起,第二个真有可能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环境。打仗解决不了问题,经济的融合才是重点。

 接着我们讲经济转型成功的要素。今天中国站在类似的历史的十字路口,经济转型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决定了经济的弹性,出问题之后能不能恢复。

 第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总体来说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能力和效率超越商业银行。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我们今天看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跟其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是一一对应的。美国经济发展比较先进,其资本市场就比较先进,资本市场落后,经济也落后。

 不仅如此,我们国家的省和省之间、市和市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当地经济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北京就比较发达,经济比较发达资本市场也发达。江阴我去了一次,江阴是一个县级市,30多个上市公司,人均GDP是2.4万美元,与欧洲一样。

 所以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地方领导,要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规划。中国资本市场的十二五规划,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自己的目标,一个资本市场、一个金融产业、一个虚拟经济如果没有自己的目标,会是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产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服务服从于经济的发展,这是第一,资本市场要服务于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在二战结束以后,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六十年,一共发生过两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两件大事。第一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第二,1971年,美国推出纳斯达克,引领了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唯一的一个成功经济转型,欧洲、日本都失败了。

 前几年我们说他们失败大家都不相信,现在越来越清楚。中国的创业板推出一定会复制甚至会超越纳斯达克的成功,为什么?因为纳斯达克成功的所有要素我们都有。

 今天的创业板,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在天天改进,而且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对中国经济的推动,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有多少年轻人在开始创业。以前谈创业谁去?现在不用号召自己就去了。”

 今天有多少年轻人在创业,不可思议。我几年以前去了一次安徽调研,开了两天半的会,剩了半天就看了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搞了一个语音识别软件。连《人民日报》都读出来了。在座的很多都是领导,领导同志自己去念稿子的时候,发现什么?自己写的稿子自己有时候也念不好。中央电视台最好的播音员都是经过训练的,5分制的能打4.5分。我们这种水平——当然可能你们这几位领导水平高点——我估计能打个3分儿就不错了。这套计算机软件打了4.3分,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最好的播音员。

 不仅如此,还开发了一个读英语的软件,《纽约时报》被读出来了。它战胜了哈佛、战胜了MIT、战胜了耶鲁,全世界第一名。你说中国人多聪明,写一个读英语的软件都比美国人写得好。我让他们赶紧上市,上市以后第一个事儿把印度的产业干掉。印度有一个产业叫客服中心,帮助美国公司接电话的,我说你一个软件就可以让印度二十万人都回家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我在安徽看的另一个企业是:一桶米到下来,沙子、绿豆、黄豆都筛出来了,米上有一点点东西都能分出来。我问这是怎么弄的?他说是激光 360度转了一圈,这个技术叫色选。我说太了不起了,赶紧上市。结果他们跟我说我才不上市呢。我说为什么?回去路上我就问,他们怎么回事儿?回答说,别提了前年倒是想上市,但一查偷税漏税,关进去俩月,出来以后发誓说再也不上市了。我说咱们真应该发展中解决问题,先帮企业把税补上,上完市以后不是还得交税吗?去年,发改委战略新兴产业调研的时候,我们在中部调研,安徽来汇报,说其产业占到中国色选产业80%,还没上市,但发展挺好的。我告诉他说,如果上市了,今天亚非拉全部占领。

 历史上,资本市场对金融中心的建设曾经起到过非凡的作用。1913年,世界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纽约交易所的规模首次超过伦敦交易所;第二,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第三,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志到浙江义乌去看一看。义乌20年以前是个农村,因为搞了一个小商品交易中心,今天每天进出的老外好几万。上次我去看的时候,义乌当地的领导说,两星期以前这里开了一个运动会——韩国运动会。在义乌的韩国人开了一个韩国运动会!所以不可思议啊因为它有交易,有交易就风生水起。与此相对照,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哈得福德,集聚了美国所有的保险公司的总部。但从来没听说美国有一个金融中心叫哈得福德,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金融中心不是堆砌金融机构,它是以市场和交易为核心的。所以市场对于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资本市场与西部跨越式发展。我们北京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新疆办公厅安排300个人做一个讲座,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新疆跟美国的硅谷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说这个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说有两个地方是一样的。第一,都是西部。第二,都是比较落后。

 他说怎么可能呢?硅谷那么发达。硅谷100年以前是淘金的地方,叫旧金山,五十年以前,那里只有10万美国农民。50年之内硅谷华丽转身成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摇篮。为什么?硅谷的企业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所以我说新疆跨越式发展很简单,所有的好东西统统拿出来上市,第一个石油,第二个矿山,第三个农业,第四个旅游。我说你们还不要看不起自己。你们还有一个东西叫高科技。他们问,我们怎么有高科技呢?我们有风能、发电的企业。五年前,新疆局局长带着我去看戈壁滩上一个企业,40个人两个小楼,搞了一套风能发电的系统,70%的指标超过了GE,我说真的是不可思议,中国人真的太聪明了。我问他们怎么弄的,哪儿来的风能发电的人才。董事长说全中国最好的风能发电人才都在我这儿。我说这不可能吧?新疆再怎么发展现在也还是边疆。以前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得做半天思想工作,学雷锋、学毛选,批红戴花敲锣打鼓送走了,过了两天全回来了,还写了什么《蹉跎岁月》,批判当时的生活,一把眼泪,一把哭诉。我说你怎么把他们骗到这儿来的。这个董事长的回答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没有骗,我就做了一件事情,股权激励。他说我们一上市每个人就一千万。今天他们已经上完市了,翻了好几倍,每个人好几千万。

 也就是说,如果机制正确的话,在沙漠、在戈壁也能复制微软、也能复制硅谷。同志们有机会去硅谷看一看,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硅谷的秘密。我们以前学理工科对硅谷很崇拜,我到美国去留学了三年之后,我才有一次机会去硅谷看了一眼,看了一眼我都惊呆了。因为我们原来想象的硅谷都是高科技企业,恨不得满地都是硅晶片,到硅谷一看都是沙漠。硅谷的自然条件是美国最差的之一,说明那儿并不是因为自然条件优越而吸引到人才。而是资本和科技对接的机制,这样效率比较高。所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忙来忙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推动企业和资本的结合,或者上市,或者OTC,或者 PE或者VC,无非就这几件事儿。你让银行给贷款,那你是害银行,银行本身他应该是避免风险。你必须用股权性的投资来推动他的发展,这是重点。

 还有一个就是,资本市场也可以建设,这个命题比较深刻。1930年的时候美国出了一个威尔逊,美国通用汽车的第一任总裁。他是大资本家,但他有一点社会主义情结。他第一个鼓励工人拿养老金去买股票,后来把美国的资产阶级惹恼了。美国资产阶级说这么一弄不是他们跟我们一样了吗?工人也成了资本家了。后来威尔逊的回答是非常出名,他说Why not。事实上发生了什么?随后100年发生的事情,使美国一半的工人通过养老金、共同基金、购买股票成为了打引号的资本家。我们希望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成为中国经济的股东。

 这个大家仔细想一想,是符合马列主义原来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讲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怎么当家作主,你做了股东你就可以当家作主。所以同志们想想说,资本市场这套东西跟社会主义没有天然的矛盾。它是天然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一个课本叫《半夜鸡叫》,大家还有印象吧?讲的是周扒皮的故事。我后来就想,这个周扒皮要是有点儿金融知识,搞股权激励,估计打工的三点半就自己爬起来了,周扒皮他也不用半夜学鸡叫了,可以好好睡觉了。金融手段可以化解劳资双方深刻的矛盾,让他们成为一个同一战壕的战友。这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20年中国经济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是这样,中国人均GDP现在是4000美元,如果每年7%,10年翻一翻,正好 8000,如果人民币升值20%正好是1万,如果中国的人均GDP1万美元是什么概念?第一,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口正好是美国的四倍,总量大致赶上美国。第二,人均1万美元的国家,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很多改革的推进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所以这个10年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10年。那么这个10年中怎么去发展中国的经济?最核心的一条,要让更多的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而且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分享这个经济的成果,成为中国经济的股东,这是我们最好的办法。而且客观上还实际上分散了中国的风险,建议同志们去读一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在中国证监会网站,这个可以免费下载。

 虽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但以前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很纠结到底上不上市,一上市失去了控股权,不上市过两天被人吃掉了。你告诉他一句话,他就全明白了。今天美国经济有一个财富500强,如果同志们有机会去把美国的财富500强打印出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你从第一个企业数起数到第490个,基本上全部都是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例外。2020年的中国也会有财富500强,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答案,就是10年之后你把他打印出来,你从第一个数据数到第499 个,全部都是上市公司。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企业家如果在未来的十年,不跟这个市场结合,不走向资本市场,在十年之内就被中国经济边缘化,如果不是被消灭的话,不用太久,10年。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说,他走向资本市场失去的只有是锁链,得来的是整个世界。不要老是想自己家控制多少百分比,而是说你上市之后可能翻一千倍。而且走上了一个阳光大道,也就是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中的60%、70%、80%甚至90%的主体,都会走向资本市场。如果这个能够发生的话,对中国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你还真找不出别的办法,能够让中国经济现代化,这几乎是唯一的最快的方法。

 快结束的时候讲讲中国经济转型的曙光,这就跟咱们北京有关系了。北京的朋友们应该感到非常自豪,这里对比了两个地方的一组数据。对比了硅谷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硅谷是黄色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红色的,我们什么东西超过硅谷这么多?是不是我们人口比较多?不是,是2009年IPO的数目。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美国硅谷只有1家IPO,2009年中国中关村科技园区有23家。有的时候我们接待美国的议员,给他们讲一讲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都很震惊,说这二十一世纪的硅谷跑到中国来了,我说这还真是。这是第一。

 第二,我说我们还不止一个,我们有10个。2006年我去无锡参加一个资本市场论坛,世界来了11个交易所竞争这些上市资源。为什么会这么热闹呢?无锡尚德一个太阳能企业,我到了以后我先问他们无锡市的领导,我说你们怎么让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跑美国去上市了。不是说我们不让企业到美国去上市。今天有很多地方的同志我讲一句,企业应该到哪儿去上市?我们判断有50个因素,最决定性的是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你的市场在哪里你就在哪儿上市。如果你的产品80%卖到德国,你就去法兰克福上市,不用一刻的质疑。如果你的上下游全都在中国,你最好在中国上市。广告效应逐步增大,过多考虑其他的,比如什么个人资产这些东西,最后这个企业就会迷失。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市场在哪里。

 所以我就问,你们尚德怎么跑到美国上市了。他说不好意思,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企业,在我们当地是中等偏下。结果一个中等偏下的企业一上市,造就了一个中国首富叫施正荣(专栏)(专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下子当天来了220个企业哭喊着去上市。后来左局长让我讲话,我说不用讲话,我说同志们今天可以回顾,环顾四周,今天你周围有220个企业要去上市,全世界来了11个交易所,我拜托你们到世界上再去找一个国家,找一个城市,有220个企业,有11 个交易所竞争上市资源。我估计印度有点儿希望,印度希望都不大。在我们中国像无锡这样的城市有多少个?我们掰着手指头数,不用往多了数,至少有10个,无锡、苏州、杭州、青岛、大连、西安、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合肥、成都、重庆、武汉。轻轻松松,哪个城市没有220个企业要去上市?

 我去年去日本札幌交易所访问,交易所的老总很热情,对中国也很友好,但是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不能想象中国的发展。他上来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一个交易所一天上市了28个公司,是不是真的,因为札幌交易所10年都没有IPO了。我说这个肯定是真的。他说这个怎么可能呢,你们深交所的人太敬业了,他们要跑多少个地方才能弄来28个公司上市

 我说深交所的人确实非常敬业,这是第一。第二,我说我需要告诉你一个背景情况可能你有所不知,我说我们在中国北京有一个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符合创业板条件的是785个。像中关村这样的科技园区是国家级科技园区,虽然说都不如中关村这么大,但是国家级科技园区一共有 56个,除了国家级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几百个、上千个非国家级科技园区,这个日本老总最后被彻底“雷倒了”。我给他提了一条建议。我说你应该搞一个什么事情呢,你看中国这么多人看了《非诚勿扰》的电影都到日本来旅游,你搞一个北海道旅游公司,中国游客越来越多,肯定能把你的交易所救了。你要是觉得不够火,我再给你们提一个建议。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温州,到温州拉一帮人来炒,保证没问题。

 验证一下我刚才讲的观点。2010年全球IPO市场是这样的情况。按个数比,去年全球第一名是大陆,350个,平均一天一个。第二个是美国,第三个是欧洲,第四个是香港。这个前四名里头,第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的IPO一半来自于中国。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趋势大概会延续多长时间?会延续 10年。这个趋势会延续10年的话会怎么样呢?会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版图,甚至还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而且会彻底把中国经济彻底地改造。我们将真正有机会转型和创新,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无论是从治理结构还是从产业形态来说,都会上一个巨大的台阶。

 你看我们在美国工作过、华尔街工作过,在中国也工作过,在证监会也11年了。把我们招回来。你说对比两边的差别是什么?在美国一个企业上市它是什么?它是随机过程。一个硅谷的企业家碰到一个风险投资家,说你应该去上市,明白了,你去了。有点儿像瞎子摸象,一个瞎子摸到高盛了就IPO了,没摸到高盛就死了,过两天被人并购了。

 中国不是。中国一个省长、一个省委书记想明白了,一个市长、一个市委书记想明白了,带着一千个、一万个公司来上市。中国把IPO做成了一个有组织成建制的过程,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你能想象吗?,美国一个州长叫500个公司坐在那里听讲座不可能,美国州长天天第一忙着募集竞选经费,第二天天被媒体攻得无处藏身。我们这儿一个市长、一个市委书记往这儿一坐,500个企业坐那儿乖乖听着,听完了就上市,这个不得了。中国人是足够聪明的,知道世界发展的方向是市场,然后知道我们现在有形的手可以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把这个用在刀刃上就是好事儿。

 从今年到明年,我们准备组织一个资本市场巡讲活动。全国31个省。发行部讲讲怎么发行,创业板部讲讲怎么上创业板,三板怎么上三板,上市公司监管与并购。再讲一讲宏观,31个省跑一圈,中国经济解放一半。既推动了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又帮助了监管,还帮助了我们自己证监会的同志受教育,因为教学相长。我们准备从北京开始,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今天理解中国经济的形态,有一个回顾一提大家就很清楚。20年以前,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有一句话叫,美国企业家,美国企业最疯狂的梦想是什么?就是说8亿中国人早上醒过来以后,能够喝一杯可口可乐,那市场得多么巨大,那是最疯狂的梦想。今天中国不止8亿了,13亿人。13亿人醒过来,我估计不太好喝可乐,但是一个人喝一杯牛奶,一下子本来使很落后、很传统的产业成为了新兴产业。13亿人买房子,房价打不住了。13亿人开始买车子,北京开不动了。去年年底我去香港开会,跟香港人讲说我们北京去年汽车的增量是72万辆。香港人傻了,香港一共有72万辆。几年以前去香港,见了以后他说我是英国爵士,现在全变过来了,彻底服了。

 13亿中国人今天不仅是要买一个车子或者买一个房子,13亿中国人醒过来开始创业了。13亿中国人不是全部,相当于一批人带着公司去IPO了,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没见过的。因为中国人谁都不闲着,每个人都在忙活,每个人都在创业。有一次我从北京坐火车去石家庄开会,对面坐了一个人,我们俩一句非常简短的谈话,我今天还记得。我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回答非常经典,他说我做什么工作的这并不重要,反正我将来要自己干。当时我感慨万千,我说中国人 10个,有7个、8个、9个都这么想,剩下那个已经是老板了。说美国人搞一个硅谷,美国人有牛仔精神、创业精神。中国人比美国人牛仔多了,这个你放心好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前两天我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基本上从来不出去发文章,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动相关部委。因为我们自己弄不了,想来想去看上了《环球时报》。我现在发现《环球时报》还有人看。中国老百姓现在真没招了,好不容易弄点儿钱,天天手里发毛了,挺恐惧的。怎么办呢?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抗通胀的手段不是调整货币政策。是什么?股权性投资。你看美国的经验,从1984年到2008年,我这里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美国的401K,就是个人养老帐户年底的余额,另外一点是美国道琼斯指数当年的收市点位,我当初要他们把这48个点拿出来做一个回归,希望两者的相关系数是正的,希望相关系数超过50%,这样证明两者是良性互动的。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98%。也就是说美国的养老体系完全是依托于本国的增长才能够建设起来的,这是第一。第二,美国的资本市场完全是由于本国的资金长期源源不断地流入才发展起来的,两者是一个互为因果。

 今天我们中国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但我让人帮我去看了吉林的社保资金都投在哪儿了。据说第一不许投资于股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是有问题的。

 当时我们去华尔街上班的第一天就填了一堆表格,从此以后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都不知道进去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你如果放1000美元,公司会比配1000美元,如果你放2000,公司也放2000,所以有激励机制让你多放,这是第一。第二,你59岁拿出来,交很少的税,你59岁之前拿出来,要交很高的税,还要有罚款。这叫延迟纳税。

 这些制度安排没什么难的,很简单,我们很多可以直接参照。但是我们想想这需要协调多少部委。我记得八年以前我在基金部工作的时候,当时相关部委来了一个副处长跟我聊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很有体会,讲了半天,我说讲得好,我说你赶紧推动,他说回去我跟处长汇报一下。然后处长跟副主任汇报,副主任跟主任汇报,主任跟副部长汇报,八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没收到回信。所以同志们可以想象这个事情的推动有多么地艰难。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推动的,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结束的时候还有几句话:

 第一,回答刚才的一个问题。阿根廷和美国的竞争,为什么最后阿根廷彻底落败了。阿根廷这个国家缺不缺资源?真不缺。我2007年年底去阿根廷访问,建议同志们有时间去阿根廷看看。你去阿根廷看了以后你会感慨万千。我们以前说中国地大物博,看了美国觉得美国才叫地大物博。可到阿根廷一看,阿根廷才是地大物博。阿根廷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可耕地面积跟美国一样。

 到这个国家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所有的幸运和悲哀,一点儿不夸张。下了飞机,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跨过一条很窄的街,就是汪洋大海。我说大西洋真是浩瀚。导游乐了,说这不是海水,这是淡水。我说不可能吧。他说这不是海,这是一条河,拉布拉多河的入海口,有上百公里的河面。我说你们阿根廷人太幸运了,你们什么都不用干,你们就等100年。100年之后地球最缺的是什么?就是淡水。你就卖给我们中国人淡水,你就可以活得特别好。这个国家的资源无穷丰富。

 但是车开了五分钟就发现问题了。看到机场对面有俩小山包,很矮,上面站满了人。我说那些人在干什么?这个导游是阿根廷的华人,他从小在阿根廷长大,他还比较热爱阿根廷。他说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说你说吧。他说他们在那里看飞机呢。咱们北京没人跑到首都机场看飞机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火车来了跑过去看火车,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在周末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跑到机场去看飞机,因为一共只有五次起降。

 你能想象吗?这个国家在100年前跟美国的发展水平是不相上下的,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肯定超过美国,可100年之后却沦为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在国家长期竞争、长途跋涉,在国家竞争和崛起的过程中,决定因素不是起点,也不是资源。是什么?是体制和机制。

 所以我们讲阿根廷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落后,这是最后它落败的根本原因。美国从经济体制、从金融体制来说,相对来说比它先进很多。所以我们在中国,推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断地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地改革,这是第一。

 第二,今天我们发展到这个水平,面临的国际压力和竞争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每年全世界的贸易摩擦46%都跟中国有关系,也就是说两次贸易摩擦中,就有一次跟中国有关系。去年我们去哈佛大学参加论坛,结果遭遇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我们的一位副部长讲中美贸易,美国一个教授站起来说讲得不对。他说我们美国人认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公平的。你们中国人对美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我们也想对你有一个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如果每个国家都想对别的国家产生贸易顺差,这个世界不是就崩溃了吗?听上去挺有道理。我们的副部长忙着解释,说我们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去年买美国的土豆就买了60 亿美元。

 后来我就补充了一句。因为在场的都是老外,就我们俩是中国人。我说刚才我们的部长讲得非常好,不过我补充一点。我说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叫做交换比较优势。每一个国家都要输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比较穷,我们东西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卖给你很便宜的东西。我说你们美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高科技。所以你应该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如果我们有高科技产品,我宁愿卖你高科技产品,因为我们每年卖给美国所有的对虾,加在一起正好买你半个波音,但是很不幸我们没有。

 我说你们美国不愿意卖给中国高科技产品,为什么?因为你怕中国人学会了以后你就丧失了比较优势。但是你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有硅谷,第二你有华尔街,你有最好的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你还会发现新的高科技产业。例如,我们中国刚刚还在忙活电子商务,美国的facebook上市了,现在社交网络成为了一个产业,又领先于全世界。所以我说你们与其天天逼迫人民币升值,还不如回去好好跟你的议员讲,降低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出口的壁垒。

 最后这个教授站起来了,满脸通红,他说你们都说得不对,你们每年买我们美国多少东西,买我们美国多少土豆,买我们多少非军事类的高科技产品都可以量化,但是你们卖给我们多少东西?这基本上是蛮不讲理了。第一,自由贸易,你自己还享受了呢。以前你的圣诞树上的礼物需要花1000美元,现在只要 100美元。第二,你根本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你没有解释。

 后来我们这个部长马上说,你们美国人,老是纠缠于军事类和非军事类的高科技产品,我问你一个产品你说是不是非军事类的。你们有黑鹰直升飞机我们一直想买,但是美国一直不卖。去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要去救援,必须要用大型的直升飞机才能够实施,但是因为美国不卖给中国,最后中国只能向俄罗斯远东基地租借。最后从俄罗斯飞到汶川花了五天半。因为直升飞机不能长途飞,要不断加油再起飞,飞到汶川,人都死光了。你告诉我这是军事类还是非军事类。

 在国际论坛上很少发生这样激烈的辩论,基本上就是吵架了。后来我就想这个人是谁?查了一下,这个人做过美国的副国务卿,副总理级别,是哈佛最资深的教授之一,他的专业就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第一页写的就是交换比较优势,而他自己都忘记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经倒退到小学水平。

 哈佛大学最资深的教授尚且如此,美国的一般老百姓,中西部丢了工作的老百姓,美国那些不学无术的国会议员会怎么样?所以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这样的国际压力。但是这很正常,因为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压力。

 1900年在西方,最流行的就是美国威胁论,因为美国当时正好要赶超英国。所以英国人天天想遏制美国,遏制不动后,又会跑去投资,所以一来一去 50年了,英美锯齿斑的关系50年。我们可以预计今天的中美关系、今天的中日关系,在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锯齿般的关系,是一样的。这背后有一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坚定不移地成长,所以还是要不断地去改革。

 结束的时候推荐同志们再去读一本书,就是《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的会谈录》。我觉得小平同志有很多的智慧,穿越了时空。今天来看,他当初讲的很多话都是非常有远见的,今天依然成立,今天我们还可以依然照着办。1984年的时候小平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中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800美元。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中国是160美元,到800要翻五倍,大家说有可能吗?结果翻了6倍,到2000年的时候人均1000美元。他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要再发展30年到50年,我们就可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搞“十二五规划”,或我们搞“十年规划”,都没跳出小平同志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战略预测。中国的发展是两个30年:第一个是到2000年左右,这一个30年靠制造业;另外我们在更高的层次再发展30年。所以今天我们不折不扣地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站在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交界处。中国怎么去实现这个跨越,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也是个非常光荣和艰巨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转型失败的比比皆是,美国是相对成功的。当然它现在出了新的问题,但那是有钱人的烦恼。但是它过去成功的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汲取。我们有必要推动方方面面的改革,体制、机制的变革,推动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推动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样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迈上一个台阶。小平同志讲说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发展30年、50年,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

 中美经济如果在2020年左右交汇的话,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尽管我们人均GDP还会远远落后于它,但是这个趋势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应该是不可阻挡的。

 小平同志随后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中国真能够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的花,中国就有可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世界作出了贡献。我想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目标是非常崇高的。你想,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十三亿人,第一,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第二我们输出的产品、我们输出的服务,我们引领的新产业,可能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帮助很多国家解决了问题;第三我们探索的模式,也许能够帮助很多落后的国家,包括亚非拉国家,走上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道路,甚至对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所帮助。那么我们的的确确是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崛起也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和欢迎。

 我们去参加欧美的论坛,所有的论坛都是欧美人主导。他们从来不屑于听你中国人说什么。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讲的很多东西中国人都懂,而中国人懂的东西他们不一定懂。但是只有你用实力证明之后,他们才会真正听一听你们在想什么,也许某一天,会有很多东西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也学习一些。

 所以小平同志讲这几句话,讲得是非常重的,这个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努力。在我们5000年的文明史中,今天我们是最清晰地看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曙光,看到了希望。我想,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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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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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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