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意经变成科学

对科学家谈生意

                               --2005.10.31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

开门见山

很荣幸能在周培源应用数学中心做个演讲，一个做应用科学的人来看数学家，就像看衣食父母，我们是天天在数学里面讨饭吃，更让我们汗颜的是，在美国商学院助理教授的薪水是数学系的4 倍。每次我们拿到薪水袋，都汗流浃背，凭什么拿这份钱？说透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俗气，我们能到数学里去偷些有用的学问，把它变成一般的俗人能了解、能用的学问。有市场价值的，不一定是最高深的学问。我们在市场里面打滚的人，对每项学问里最杰出的学者带着无比敬意的。数学是每个系统性知识工作者都得用的工具，所以全世界的念书人都尊敬数学家，在座的各位主要是数学家，整个科学如果是没有数学，我们这些系统性的知识工作者一步都走不下去。因为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性、严谨性，都是来自数学家替我们打造出来的一个思考平台。

今天讲讲怎么孔明借箭，怎么把借来的东西增加价值，这是管理学做的事情。在全球管理学界里面，以懂数学，懂统计来排名，我应该是排到相当前面的。我们数学功力有限，但只要有一块弄懂了，就能为社会创造很大的财富。数学这方面我相信自己学习一辈子都赶不上在座的林家翘先生的十分之一，但是就是十分之一已经很管用了。可是只会数学推导是做不了一流科学家的，尤其是做不了一流的商学学者。（林教授插口说，这种人也不算一流数学家。）

我知道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中，许多人的数学训练，起码做世界难题的数学训练，是一流的。可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能在管理学术上有世界性影响的研究，就寥寥可数了。在中国，管理学的研究还在起跑线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资深教授，基本上是学数学、物理及工程出身的，他们的弱点是没有domain knowledge （应用领域知识）。把数学与应用领域联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硬说X说是人，Y是机器，把量子物理的X,Y往管理学套，会得到极度可笑的结果。做为一个应用科学家，我一辈子做的是知识转换的工作。科学知识的转换要对基础科学有深刻的了解，也要对应用领域有操作性的熟悉。而不是将物理学中的符号，加上个管理学名词。在社会科学中知识转换做得最好的是1971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amuelson。他以牛顿力学的分析方法重写了经济学。

系统性知识

科学发展是系统性知识的演进（evolution of systematic knowledge）。知识是信息的累计，我们日常的生活，各种各样及各个方面的信息，能帮助我们做决策的都是知识。 系统性的知识，就是能代代相承的知识。代代相传的知识也就是可以在大学里讨论及传授的知识。有些知识，比如怎么在清华追女朋友，每隔十年都不一样，就很难把它系统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把系统性知识的演进用表 一 来叙述。

在表一，我们可看到系统性知识基本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哲学（philosophy），是动脑筋想的，一类是技艺（craft），是动手做的。人要活下来，一定要动手。十几二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和猴子在称兄道弟的时候，伸手采个苹果下来，就是一个技艺。为了采个水果吃，我们的祖先就会想想什么地方可能有果子，有好吃的果子，果子不同颜色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甜度来。采果子就从技艺到了哲学，开始有了思维。哲学演化成两个分支，一个是自然科学（nature science），一个是人文学（humanity）。人文学谈的是人的道理，人是学问的对象及研究的主体；自然科学谈的是物。人跟石头，在外星人看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外星人会把地球人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但地球人是研究者，也是人文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在观察分析人的时候，会自我反省，思量我的行为是不是和我研究的这个理论是一致的。由于我们对自己有极多的观查值，同时人与人的行为思想会互相影响，就很难找到一个很清楚的规律来解释人。

对物，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只要有部分搞懂了，就算是有了进展。所以自然科学很早就有了根基，因为我们可以客观地去对待他。人文学也开始得很早，但是很难变成极有逻辑的课题，因为那里面的变数太多。自然科学的因素、变数少，较容易分割，就能深化。有些自然课题，能在一个变数中极度的深化他去了解它。物理学之所以有今天，可以有全世界几十亿人同时学习同样的东西，就因为它客观，它的变数少，它容易深化。人文学呢，主观性强、变数多、因素复杂，不容易深化。所以在世界各地的人文学术有许多的不同，各有各一套说法，而且都是在模糊空间中去捕捉一些非常不稳定的规律。人文社会科学，在不同的时地，就有许多极端不同的理论，有时大动干戈，宗教战争就是好例子。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把人文变成真正的科学，把人的行为及思想能解析成分子变化及相互作用，把人的整个神经系统解析成分子的组合，整个的感情从电波找到规律。生物在1950年以前不是严谨的科学，到了1950年以后，蛋白质结构及基因组成被发现，整个生物找到了最基本的组成元素，生物学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把人文学变成系统性知识要比生物学分子化难得多。

社会科学是人文学与自然科学通婚，而孕育出的一个知识血脉。社会科学的家族中，与自然科学最接近的子孙是经济学，在经济学中，我们已经看到将人类的经济决策思维分解成数学逻辑的曙光，这就是博弈论，已经有好几波人拿到诺贝尔奖。社会科学的系统化，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将人文学完全演变成自然科学，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的。但是，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可以生出许许多多健康的子孙，做生意的学问，像管理学、会计学、财务学、营销学等就是例子。

自人类有了思考能力，就有了人文与科学，一个研究人的，一个研究物的。科学在三千年前就慢慢有了方法论（methodology），而人文到现在还在直观感受上绕圈子。因为自然科学客观，研究的问题简单。研究一、两个简单的变数的学问，就容易深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就越做越清楚，慢慢地就任何笨人都会，慢慢地就传布在全人类。科学对我们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把知识从天才的手里传到了凡人的手里，科学其实也是很俗气的东西，它一旦把知识细分到一个个的步骤，一个个成分，只要你肯用功，肯努力，你就能学会科学。工业革命的原动力就是科学的庸俗化。我用『庸俗』而不用『大众』就是要强调工业革命横扫世界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终于做到连庸人俗人也能运用一些系统性的知识。

无法系统性深化的知识，就遗留在哲学的领域。 由于哲学无法系统性深化，就很难利用前人智慧的结晶，做开创性的发展。学哲学，如果不想人云亦云，就得有超凡的天分。百年一出的天才，才能在没有系统的知识中，讲出点新道理来。现在我们清华一年就出几千个科学家，就是因为科学开始世俗化，知识的世俗化是科学的成就，不是它的失败。自然科学把整个对大自然的了解分成严谨的步骤，解析为可组合、可分析的成分，让几千个人，甚至几亿个人都能学懂，能够复制。哲学大概在清华就几十个人学，而且有一大堆想转系， 就是因为这些学生没学通，他们知道吹吹可以，骗骗女朋友可以，要把哲学当饭吃，够呛，还是赶快转到电机系的好，只要努力，就能有系统的学到一些知识，起码找碗饭吃，不会有问题。

谈到技艺，我们人为了活命，就要动手，动手就可以累计一些经验，但经验是因人而异的，严格来讲不是系统性知识，不是大学能教的学问。大学有生物学，有气象学，但不教，也教不好怎么种田。其实种田有不少学问，那些一辈子在种地的，他一出门就能猜到今天要下雨，两点钟前要把该做的农活做完，否则要淋雨。同时，影响农夫对农活的判断，有许多变数及参数，你叫他说，他怎么也说不清楚。但是种了一辈子的田，它就有满肚子的种田经，有些判断，我们最好的生物学家也不见得会。可是由于没有系统，他的学问无法用文字传下去，只能让徒弟，跟着做，自己体会，这就是技艺。可是技艺经过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归纳，就变成了应用科学，我们可以松散的称之为工程科学。技艺一旦有步骤、有系统，就能深化，了解越来越透。没有工程科学，我们照样建金字塔，靠老匠人代代相传。埃及用了1500 年学习建造金字塔，没经验，建不好，倒了没关系，下一个皇帝还会用一大堆奴才接着建。造了三、四个金字塔之后，就开始有了技艺。有了技艺之后，有些科学家会想把这些知识用数学表达出来，变成了一些简单的物理学。我们都知道，金字塔跟几何有很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古埃及，人类无法把整个建金字塔的知识，转换成一套完整有系统的学问。人类只能继续用经验敲石头，敲到了17、18世纪，这些敲石头的跟念书的人慢慢造成了现在的土木工程师。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萌芽的时间差不多，是到了工业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有的雏形，之前是代代相传的一些技术。

会计学是做生意最基本的工具。会计学的开始就是记载经济活动的技艺，它开始的时间应该与埃及建金字塔，中国大禹治水的时候差不多，人类最早的文字『结縄记事』就是会计。我们管理学者，就是在努力的把做生意的学问，整理成有系统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在人类于18世纪进入工业社会后，逐渐地影响了人文学的领域，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的大儿子，是在1776年由亚当司密在英国助产的经济学。 而经济学为商务中的财务与金融决策，提供了扎实的分析方法。在表一中我指出，哲学与科学交配下的经济学加上几千年传下来记帐技艺，奠定了生意经的科学化的基础，而产生了现代商学。

生意经走进了大学堂

做生意也是有些学问的，叫做生意经。生意经里面，有些技艺的成分，尤其是把生意上的信息有系统的记录下来，这就是会计学。其他的生意经，比如如何让手下忠心耿耿，如何近悦远来、财源广进，有关的变数太多，因素复杂，一下子说不清楚，在十九世纪以前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生意经在十九世纪以前，停在技艺与哲学的阶段，而且是非常初级的哲学，像风水啦、五行八卦啦之类的。有些根本是迷信。就是在今天，不少人，还在凭经验、直觉、及迷信做生意买股票。这些根本谈不上有系统的知识累积。知识要是没有系统，就传不下去，也无法进步。工业革命以后，有些学者把社会科学、工程科学、与技艺慢慢组合起来，变成了科学性的商学。也有些学者把商学当做人文学来研究，把经商看成艺术，刚以92高龄过世的德勒客（Peter Drucker）就主张管理与领导应该是艺术成分大于科学成分。我用表二叙述系统性商学知识的开始及演进。

生意经正式在大学堂以科学的姿态出现，应该是在1960年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第一个学者试图以科学的态度及方法来研究生意经的，应该是1900年的巴舍里耶 (Bachelier)。他发表的一篇关于股票价格的数学特性的文章，讨论在竞争下股价应该呈现的走势。我需要强调，直到现在商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的商学研究还是在起步阶段，我们做的还是很基础的工作。在196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对商业知识的累积靠的是在错误中吸取经验，及师徒相传，与几千年来工匠授徒没有什么差别。

由于商学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对商学研究的特性还不了解，研究方法的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很容易出现伪科学。许多商学领域的学术文章，布满了没有意义的数学符号与图表。这情形在中国尤为严重。因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只有二十年的历史，到了1990 年，还在争执姓资性社的问题。北大、清华的商学专业学位MBA 到了2000 年才算勉强上了轨道。中国管理学院的博士导师基本上都是外行，这些人培养的博士也是外行。他们通常把在理工领域的研究方法，硬套进管理及商业问题，得到些毫无意义的结论。在中国，生意经走进大学课堂，是一片混乱，处处造假。

农业社会里，讲的是自给自足，做生意是少数人的事，还经常被视为坏事，看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舞台剧的，可以感受在古代农民的眼中，商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商人地位的兴起，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事。有了工业革命，进入了工业社会，然后工业的规模不断增大,市场的不断扩大,人类进入商业社会,才有了现代商学。世界第一个商学院是沃顿（Wharton），我的副教授生涯是在那里度过的。 在1881年，工业革命已经100年了，还没有一家大学，有系统地讨论工业产品的生产管理及货物流通的问题。 当沃顿成立世界第一个商学院的时候，它只有两类系统性的教材：经济学和会计学。当时的经济学人文学加上一点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而演变成的一个学问。当时的会计学还谈不上是学问，只是个技术。另外行销市场及领导艺术都是教师们兴之所至的自由发挥，到现在为止，教这些课程的还主要靠讲故事的本事，工作的经验,而不是推理能力。

达茅斯学院（Dartmouth,见图）在1906年成立世界第一个颁发硕士文凭的商学院。 追求产品差异化，互相竞争是美国商学院的精神。第二家商学院就一定要跟第一家商学院有点不一样。哈佛是1908年才成立商学院。这个现在挤破头的商学院，刚开始的时候居然有招生困难，而且不少学生念了一年后，觉得没有意思，而纷纷转学。 我现在任教的杜兰大学（Tulane）商学院是1914年建的，是全世界最早的商学院之一，也是AACSB 的创始会员。AACSB是全世界顶尖商学院的认证机构，清华及北大现在刚在申请，应该在一、两年内会被批准。亚洲第一家AACSB 认证的商学院是我参与建立的香港科大。亚洲第一个AACSB认证的EMBA学位班，是我在1992年在台北创办的杜兰大学亚洲EMBA 班。

到了1920年，美国的企业及商学学者，慢慢懂得把组织架构当作管理工具，同时商学院开始在会计学、经济学之外，加上了管理学。不过那时候的管理学的教学及研究，相当杂乱无章，每个老师各吹各的调。商学教育及研究真正上了轨道，是到了1960年，在芝加哥大学掀起的商学研究革命。这场革命的主战场在会计学及财务金融学。同时哈佛大学以案例为基础对企业组织、行销学、及企业策略学有了深化的进展。芝加哥大学所主导的革命是基于严谨的经济学推理逻辑、大量的统计数字、与带有正进性研究(positive research)色彩的实证研究方法。正进性研究是尽量不用主观角度、不带政策目的、客观的从现象观察中推演出事件的因果关系。哈佛所主导的案例研究，相对于芝加哥大学的实证研究要来得主观、直观、及微观。在1960年代，芝加哥学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弟子门人，横扫美国著名学府，出了将近十个诺贝尔奖得主。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人类新的工作领域：财务分析师（Financial Analyst），理财经理人（Portfolio Manger），基金经理（Mutual Funds Manager），财务兼并及收购，投资银行、风险评级人、风险管理经理。

最容易使用科学方法的生意经：财务学与会计学

在这场商学革命中，两个最有长足发展的领域是财务金融学和会计学。一个证明是，在美国，商学院的课程是自己订的，所有商学院每年用很大的精力，去修改及发展课程，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越好的商学院在课程开发上，用的精力越多。 在美国主要商学院中，会计学及财务金融学站了主要的位子，而且课程内容各校间有很多共同性。这代表，在这两个领域里，研究方法及主体都已达到普遍的共识。 

第一个将数字资料及统计方法运用于商学分析的应该是1902年的 道(Dow) 所提出的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由于它广泛的应用，后人称之为【道氏理论】(Dow Theory)。 他与他的合伙人成立的道琼斯公司，出版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新闻媒体：华尔街日报。 他们编的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是股市最重要的晴雨表。道先生不是学者，他是成功的股市参与者。他做的股市研究，比较接近正统化学还没有诞生前的炼丹术。

商学研究中的理论推导，有点类似自然科学的物理学。物理学依据长时期的观察及试验，严谨的推理，导出一些有系统的理论。商学中的理论基础通常是从经济学中借过来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在商学研究成果中，找分析素材。商学研究中以实证方法为主的会计学及财务金融学就有点像化学。这些学者在大量数据中，去摸索自然规律。在没有清晰理论做为根据时，有些摸索很可能就是炼丹术。对于他们自己研究的发现，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是个生意人，他的理论可能是炼丹术，一点也不奇怪，许多名学者做出的研究，都有可能被后人打入炼丹术之流。有趣的是，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道氏理论】是错误的。

第一个用严谨数学逻辑来看股票市场的人是1900年用随机变数来分析股价走势的巴舍里耶 (Bachelier)。 他是个著名数学家， 法国人。他的文章是在死后50年被人挖出来，发现他的观点对了解股市的均衡价格有极大的帮助。优秀的数学家的理论都有既广且深的实际应用。没有实际应用的数学是在逻辑里绕圈子，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逻辑。贝薛利尔 问了一个好问题，如果股票市场是公平交易，炒股票能不能赚钱。 他用一个简单的数学逻辑导出答案。 炒股票是发不了财的，因为均衡股价是个随机变数 （Random Variable）， 它的期待值是零，有人赢就会有人输，因为炒股票本身不会创造财富，只是一种财富的传递，从整个社会来看，就算每个人都有一套投资的理论，期望赚钱，社会总的期待值是零。别看这个简单的道理，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闹不明白。各位留心每天晚上的财经新闻就能注意到，经常有股市分析大师在电视上教大家选那一种股票。用贝薛利尔的理论，我们就要问，既然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这个分析，如果大家都赚钱，钱从那里来？如果是非赚不可，为什么不自己偷偷去投资，要大家分一杯羹？数学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逻辑的严谨性。

巴舍里耶的数学逻辑，在七十年后，影响了三个学者，他们的研究在1996年拿到诺贝尔奖。他们从贝薛利尔的公平交易（fair game）的均衡价格出发，导出均衡价格的随机特性，是一个伯朗随机变数。按照股价的随机特性，我们能导出期权的价格。 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可以准确科学的计算出来。把不可捉摸的风险资产定价，变成严谨的科学，是生意经的一个大突破。我要强调的是，数学给我们一个严谨的思维工具。数学是帮助我们有限的智慧，想通极难的问题。 学数学不是聪明人的专利，智慧有限的人，更需要学数学。 做像商学，金融学这一类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是看数学用多少，而是看用得多巧。我有一个小故事。我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第一个月，有一天，我发现默顿（Robert Merton）的一篇风险资产定价的论文有一点逻辑的错误，我是用直觉推出，我不是用数学推出。我写封信给他，指出错误之处，他很快的回信，承认错误，并建议我在金融学报（Journal of Finance）发表。他对风险资产的定价理论，在15年后得到了诺贝尔奖。他在部分推理的错误，不影响他的理论对资产定价的深厚影响。我的直觉推导能力，比数学导出，更能看出问题的所在。默顿的爽快认错，并鼓励发表，充分的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风范。 

促进生意经科学化的还有一个生意人，寇尔斯（Alfred Cowles）。他是用数理逻辑及统计数据学来操作股票交易赚了大钱的第一人。他是耶鲁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发财后，捐了一大笔钱给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寇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他大力支持商学的系统性研究。后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又在美林证券公司的支持下，在1962年成立了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CRSP)，有系统的整理及保留美国的证券交易资料，这个研究中心成为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大量精致的实证研究，从之而出。

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统计学家为股价的科学研究做了些探索，并得到初步的成果，他们是沃金（Working）、肯铎（Kendall）及 罗伯兹 （Roberts） 。前面俩位都与商学院没有关系，是统计大腕。 罗伯兹是芝加哥商学院的教授，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他还在，是个非常沉默客气的一位老学者，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一年以后，才知道他辉煌的过去。他为商学院的师生写了一套统计软体，让统计白痴都能用统计数字来做商业决策。我就用他的软体来教芝加哥的MBA学生。这套软体有了不少模仿者，现在成为软体大公司的SAS 就是从这个软体扩展出来的。 我听珐玛（Fama）说，商学研究革命的第一代，都是用罗伯的软体做论文。如果说CRSP 的资料库是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罗伯的统计软体，应该就是枪炮了。

商学革命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股市的公平有效性，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喧嚣於股市中的炒股大师。有了大量的数据库及精确的统计方法，学者就可以有系统的验证那些炒股大师的理论。基本上，没有一个炒股大师的理论，经得起推敲。于是乎，芝加哥学派推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假说是现在进入了全世界商学院的教科书。

谈到对股市的研究，还有一个大人物，凯因斯 (John M. Keynes，见图)。他也是数学家出身，一辈中，许多看法，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及反响，他对股市的看法也与众不同。真正的学者的共同特性就是好奇心。凯因斯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他是真正的学者及科学家。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经济学诺贝尔奖，他注定有分。他虽然有极好的数学根底与天分，他通常世用敏锐的直觉来思考问题，是20世纪最重要的10个思想家之一。他学数学出身，数学是早发的一个学问，是纯逻辑，不需要对人世间有太多了解，但经济学可要有敏锐的观测力。他当了几年数学教授后，开始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发报刊文章，谈社会问题。 谈到了为什么在三十年代有大恐慌。这一个没有念过经济学的人，不但找到一个理论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想法，而且开创了一个经济学门：宏观经学。他认为股票市场是像个选美大会，感性多于理性。足足有六十年，他的看法被认为是炼丹术，不科学。由于我们对生意经科学化的不断深入及积累，已经有学者用心理学来讨论股票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金融学】。至今没有人能证明可以用心理学在股票市场里面有系统的赚钱。

在股票市场上，已经被证明能有系统、有理论的赚钱方法是基本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基本分析是从会计与经济信息里面挖掘出公司的真正的价值及生产力。公司的经济价值叫做公司的基本面。公司真正的价值，是可以用会计学，经济学分析出来的。能不能分析到百分之百？我想是没有人能做到。但是如果被人只能算出百分之三十的准确性，而你能算出百分之三十五的准确性，你就有胜算，能有系统性的胜算就是赢家。做生意与下棋一样，没有绝对的高手，只有赢家，只要在这场棋里面，比别人好就行了，找到自己能做生意高手的地方就能赚钱，这个学问叫核心竞争力。最早的开始倡导基本分析的是葛兰。他对会计学有很深的了解，但没有太多经济学的知识，他破了产，不过他的学问是很令人尊敬的。有学问，不一定发财，那学问有什么用？学问是找到一块能堆积的砖，经过千万人的积累，就能建成知识的高楼大厦。如果能拥有这个系统性的知识，在市场竞争中，就能站上风，而成为赢家。

虽然葛兰并没有发了大财，他的思想门徒，却有相当大的成功。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麦哲伦基金的前任掌舵人彼得林治 (Peter Lynch， 见图）。如果你能在彼得林治于1977年开始掌舵时，买一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你在他1990年退休时，就能拥有二十七万元。十七年内，你的财富增加26倍。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时巴菲特。他在2004 年拥有三百五十亿美金的财富，这全是他在过去的四十年用基本分析的投资方法赚来的。

人文底蕴与科学方法在商学上的冲击

开始运用科学方法来审视生意经的头一批与第二批学者都是数学家。第一批是纯数学家，一辈子都与商学及管理院系没有关系，商学问题只不过是这些人逻辑思维的延伸。有趣的是第一批商学及管理教育的教师，也写了不少东西，没有一样传世。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事迹。连第一个在历史留名的会计学者也是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的数学家，珀奇雅理（Pacioli，见图）。帕奇雅理运用严谨的数学逻辑，推导出复式簿记的理论框架，让每一笔账都有两个记录，这为查账与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架构。一个没有严谨思维的人，是无法从事科学的。不用科学的严谨的系统方法所思考出来的学问，是无法传世的。科学的严谨性与系统性，造成可复制性与可传播性。只有可复制可传播的学问，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批用科学方法来谈生意经的学者们，就大都有过做生意或在商学院任教的经历，但是这些人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统计学。他们拥有严谨的研究方法，到商学领域来找饭吃。这些人对生意本身没有深厚的了解及浓厚的兴趣。他们对方法的兴趣大于对研究主体的兴趣。第三批用科学方法谈生意经的是对生意有深刻理解及浓厚兴趣的人。他们是为解决一些商学与管理学的问题，而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例如法玛（Fama）是芝加哥大学掀起学术革命的第一批博士生，他本科念的是法文，在念博士学位时，在CRSP 的资料库打工。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精神细心地去挑资料的毛病，他是全世界对这个资料库最了解的人，他学统计方法是为了处理这些资料。第三批学者都是用统计方法及大量资料进行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会计学与财务金融学的革命发生于1965年左右，依我的年纪，如果我是在芝加哥商学院念博士，我应该是革命的第一代。可是我是在罗澈斯特大学念经济学博士，我是到了芝加哥商学院做经济学助理教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本科的专业，已经有了一场革命。当我参加革命时，我的辈分已经是第二代。不过这也不算晚，以后，我走到那里，革命就跟到那里。当我与维勒奇雅（Verrecchia）在1983年一起转任沃顿商学院时，沃顿商学院才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看会计问题，足足比芝加哥商学院晚了18年。 我于1988年到杜兰商学院任讲座教授时，美国南方才开始用科学方法讨论会计问题。到了1992年，我与陈玉树、陈乃福一起创办科大商学院时，亚洲才知道商学学术在三十年前起了一场革命。我于1999年在清华大学与陈小悦（曾任中国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创办北美商学博士班，这场革命在中国有了个开始。但是这个博士班撑不了多久就变了样。在这个老大农业帝国闹革命可不是件容易事。

当初在创办香港科大时，12个创系系主任（另外六个还没有到位），各自构想自己的系能办到多好。吴家玮校长是个极有魅力的人，香港政府又提供了相当好的办学条件。当时我们都知道，办成亚洲第一个及第一名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是在世界能排到第几名。当时12个创系系主任都是世界级响当当的人物，海外华人在理工学术圈子里，人才辈出，可是几个理工科系的系主任，把目标订在十年内达到五十名左右，只有我订在世界前15名。当时很多人认为我吹牛，可是当我在七年后离职时，香港科大的会计系用最难的标准，以世界前五名的学术杂志文章数计算，排到世界第一名。其实 这个把戏，是建立在商学革命上。由于我是革命的第二代，只要抓住几个革命头头与他们的得意门生，就成了。物理系在全世界，起码有三十家大学有诺贝尔奖得主坐镇，办个前五十名谈何容易。在1999年，我离开了香港科大，以十分之一的薪水，到清华去办北美商学博士班，这次可陷进了大泥沼。后来，我又到浙江大学创办商学研究院，出任院长，这是更大的泥沼，这个故事还在进行中,如果没有败得灰头土脸,以后有机会再说。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均衡价格的规律，其研究方法及严谨度，跟物理学很像。而公司理财与会计学谈的是市场均衡后面的组织及信息因素，要比股市均衡来的复杂及难以分析。公司理财及会计学的分析工具应该是博弈论，虽然已有几拨，包括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得到认可，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在公司理财与会计学上的运用还是非常笨拙。要把公司的财务管理变成严谨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

在商学的领域中，与市场有关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用科学方法处理，芝加哥大学是其中翘楚，而组织与人的问题，大多停留在人文的讨论，哈佛是其中领袖。由于科学易于传播及大量的复制，世界顶尖商学院的研究，基本属于芝加哥学派。而公司老板最关心的是组织与领导的问题，名校EMBA 的教材，基本上是哈佛学派研究出来的。只有科学没有人文，研究结果是严谨但脱离现实，只有人文没有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故事书。最近十年，商学领域的科学家在学习说故事，而说故事的人，也在学习使用科学工具。哈佛的两位当家教授就是好例子。波特（Michael Porter）是在哈佛念的MBA 及博士。他是故事学派的嫡传弟子。他成功的把经济学，尤其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导入策略分析，让策略分析从“老板的故事”变成科学的分析。另外以位是开普兰（Robert Kaplan），他的研究训练以及学术地位，都是在严谨的数学推理的领域内，1985年，他转任哈佛教授之后，开始做大量的田野研究（也就是故事的搜集），在详细的观察实际情形后，发现许多教科书上的东西都与事实脱节，他在管理会计领域内也掀起一场区域革命。波特是把小说家带进了科学领域，开普兰是把科学家带进了人文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