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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案例:透析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位居江苏省东部的华西村在2012年8月7日公布它要成立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形式的航空公司。上图是新华社报道,华西村在2011年,盖了世界第十五高的商业大楼的壮举后,要再度打造世界企业的奇迹。华西村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成功样板。为了全国经济均衡发展,中国迫切的寻找乡镇企业成功模式。在过去十年的快速工业化,成功模式都发生在大都会地区,农村经济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经济发展是新一届政府的重大课题。


华西村案例:透析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仁宝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光辉的过去,由于自满与自大加上列强欺凌,我们误了工业革命的首发列车差不多有200年。台湾与香港的高速发展是在196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速工业化是到了邓小平的1990南巡以后。

『现代化』就是农业社会的工业化,然后是工业社会的商业化。先有经济运行模式,然后改变社会文化架构去充分发挥这个经济运行模式。经济运行模式与天然资源的禀赋,传统历史文化的特质有关。而科技创新,市场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结构与经济运行模式。台湾与香港都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而中国绝大部分人民还是生活在农业社会。

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然后进入商业社会,是人类科技进步,影响了经济运行模式,进而影响了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必然阶段。

华西村好像有可能成功的树立一个中国广大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篇文章就是以华西村为案例,讨论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发展之路。

华西村是1961年在混乱的文革时期建村,当时就是一个1500人左右的人民公社。就像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华西村的大家长吴仁宝是个传奇人物。他在1961年成为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华西村老乡成立了雏形乡镇企业。  公司开始的时候只有1500人。而在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2936元 。百度提供了华西村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22.htm  )。

华西村大家长吴仁宝名字已经注定进入中国经济发展史,是一个经典发展范式的创造者。他有邓小平一类的智慧,知道如何在政治教条中找到实用经济学含义,也知道如何把他的经济活动镶进政治教条的框框里。他是『和谐』概念的创造者之一。他懂得如何在一党专政的僵硬框框中施展手脚,改变僵硬体制而又不伤害它的外壳,让社会能和谐前进。在【百度】信息库 http://baike.baidu.com/view/958302.htm 中,可以看到对吴仁宝详细的报道。

吴仁宝的成功在于他了解【框框学】:如何在现有体制下,保存框框,去皮换肉,连精神骨髓都产生变化,而名称不变、旗帜不变。他是框框学大师邓小平的最优秀学生。

框框学的执行方法是『摸着石子过河、闷着脑袋干活』。口上大喊绝对不变,私下闷头能变就变。保持住框框,绝对不碰、不谈、不想。在框框下,能变的都变。框框学是不能公开传授的,一传授就不灵。框框学也是不能大面积传授的,一全面传授,就天下大乱。

我在今天写这篇文章,吴仁宝在今天能安然无事,基本上表示框框学在中国已经有了成功的体验。

变革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体制变革代表了过去的隐性合同与明文条款通通不算数,从头来过。买过房子、签过商业合同的人都经验过签字前的不安与惶恐。交易双方脑中同时浮出千千万万的『如果』与『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些如果与可能都不会发生,但是万一发生,就是不可思议的争执与动乱。这个巨大交易成本,造成制度僵化、社会麻木、因循苟且。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成本发生在十八世纪,科技突破带来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工业革命与共产主义。由于北美大陆在十七世纪都还停在游牧渔猎的原始社会,工业革命在北美大陆几乎是毫无抵抗的进行成功。游牧渔猎社会的产权结构与社会组织是非常简单的,几乎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也就没有既得利益,反动分子。而在欧洲就经过两次大战,二次战后,经过长期有核武器威胁的冷战。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最成功的古老帝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帝国体制。

因此,只有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迈向商业社会的漫长艰苦过程,才充分体现了框框学的博大精深,才显现邓小平的智慧。吴仁宝是邓小平的得意门生。

框框学是邓小平以他个人的慧黠,桥牌高手的算计,摸索领悟而来。在未来五十年,中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法治的漫长过程中,我们要将这个思想细化、深化,成为系统性的学问。只有系统性的学问,才能成为全国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在这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各种天才、蠢材、错误、动乱、与巨大财富的累积。


后注:框框学是有巨大风险的,巨大利益永远与巨大风险挂钩。影响世界的学说都需要不断的推敲论证的。对待学术假说的态度就是怀疑。华西案例的后果,只能由历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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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471篇文章 3年前更新

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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