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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带动下的民主法治转型


前言:

我在1982年冬,应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回到大陆访问,在中国科学院对当时全国管理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及杰出青壮人才做了两个星期的讲学。这个领域在中国刚刚发芽,就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我在第一天课程结束后,就发现了自己的命业:帮助祖国走上现代开发国家之路。从那年开始,我几乎每一个春节,每一暑假都在中国大陆度过。

在1988年,出任杜兰大学讲座教授、副院长、博士班主任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运用我在世界各地的学术资源,为自己的祖国统一,及政治与经济大转型而奋斗。为了更接近的了解中国大陆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我在1992年接受吴家玮校长的邀请,出任香港科大创校讲座教授,筹备会计学系。1999年冬天圣诞节前夕,我接受了朱镕基先生的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帮助建设金融与会计学领域。

在过去30年间,我接受不少媒体专访,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国与世界的严重隔阂,还是我自己为记者写稿,然后看到自己的心血被幕后的红手(编辑或书记)肢解得文不达意,不知所云。更多时候,我的采访报道石沉大海,渺无踪迹。

【南都】的这篇采访,我在转发中,只字未改。这代表了中国媒体水平大幅提高,几乎与港澳台接轨,这是成为现代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也得来不易。【南都】采访以后,信誓旦旦,要立刻给我看稿,但是不见踪影。不久我的博客与微博被暴力和谐,直到最近几个礼拜,我才感受到一点解冻的春意。就是这个早上,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原有微博依然躲在冷冻库,不见踪影;我的博客的对外链接仍然别扭砸手。

直到昨天,我才看到记者李靖云迟来一年的报道。今天早上我还是花了三个小时整理改写,最后放弃。让【南都】原文在我的博客照转,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民主法治是全国人民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




台湾经济带动下的民主与法治转型



南方都市报   2012-04-08
      记者:李靖云

  

    中国经济自1978年之后至今,这34年的历程,中国官方的用语是“改革”历程。事实上在二战之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相似的过程,要么政府主动采取改革措施,要么经历激烈的政治变动,纷纷走向新的发展道路。如何深化改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报特别推出转型之路系列访谈。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展开全面的经济建设运动,在不到40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腾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台湾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了较好的法治环境,并开始了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这样一个历程,经济发展与改革和政治转型之间有哪些关系,最终造就了今天的台湾?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又有哪些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呢?本报就此专访了美国杜兰大学商学院寇翰讲座教授李志文。作为著名金融学家,出生于台湾的他亲历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并且作为政府顾问深入了解台湾金融改革的历程。

    

台湾经济转型得益于土改政策

    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是社会制度改革,从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佃农的等级依附的社会形态过渡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工业社会形态,这是很大的跨越。有了这些,才有了以后的民主法治,一大堆封建土地的社会形态的束缚你的话,是很难有现代民主法治。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台湾自1949年以来实现了两个成功的转型,首先经济发展的奇迹,总量排名世界的前20名左右。接着成功实现了政治转型,摆脱了威权政治,建立了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框架。在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经济发展是否推动了政治转型?

    李志文:台湾的经济成功对政治转型有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台湾首先有了经济奇迹才有了政治奇迹,而且经济奇迹是自然发生的。为什么说是自然发生的呢,其原因有二。首先,台湾的经济底子还不错的,至少在二战之后的亚洲,台湾状况算不错的。和中国大陆比,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是比较安定的,基本上搭建了一个工业社会的体制。起点比较好,走向一个工业社会就比较容易。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已经没有其他的去处了。它只能把所有从大陆带来的资源全部投入台湾的建设之中,以台湾建设成绩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国民政府又是一个有很长执政经验的政府,主要成员很多都曾留学海外,都是有丰富从政经验的专家,他们吸取了很多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很快就把台湾的经济带上路了。其实这也算是台湾的一种幸运。

    南都:我们都知道台湾和大陆都经过土地改革,但是效果却大为不同。台湾土改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台湾土改为什么会比较顺利?

    李志文:土改对于台湾的经济起飞有很大的作用,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点是台湾各界的普遍共识。台湾土改之所以比较容易,首先是台湾的工商业相对比较发达,已经到了需要土改的那一步了,所以大家也不排斥。其次,国民党是败退来台湾的,它并没有多少利益牵涉其中,也不敢在土改中贪污腐化。

    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推动土改也比较坚决。其实这也是一般的道理,如果是本乡本土势力,根深蒂固了,土改之中多拿少拿问题就很严重,土改就很难推行。深入来看,土地改革就是社会制度改革,从要么是地主,要么是佃农的等级依附的社会形态过渡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工业社会形态,这是很大的跨越。有了这些,才有了以后的民主法治,一大堆封建土地的社会形态的束缚你的话,是很难有现代民主法治。

    

技术官僚主导台湾经济政治转型

    李志文:就我的了解蒋家的孩子到了第三代都不愿意参与政治,巴不得脱离政治,但是还有无法摆脱的。到了第四代就没有一个去从事政治的。其实搞政治的目的还是为了经济目的,还是为了丰衣足食。如果发现不必搞专制也能丰衣足食,不必去维持政治特权也能生活得不错,那谁也不愿意去搞政治了。

    南都:国民党迁台之后,派系减少,一些新人开始主导台湾的经济建设,其中很多是技术官僚,那么他们有哪些比较突出的贡献和特点呢?

    李志文:其实有政治就有派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虽然派系减少了,但是派系斗争还在。就如你所说。但是与在大陆不同的是,一大批技术官僚崛起了。他们很多都曾留学海外,拥有博士学位,视野非常开阔,通晓现代行政技术和经济管理制度的专家。比如严家淦、李国鼎、俞国华、孙运璇这些人,他们逐步掌权,可以说一手缔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可以说他们最终是在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派系的斗争中胜出的。

    和国民党那些世家子弟比,技术官僚出生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只能靠自己的本事,靠政绩,他们逐步代替了国民党的派系世家政治。这群人对于民主法治比较有亲和性,对于政治程序比较重视。这个过程大概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其实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认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世家政治在国民党占据优势。

    其实大陆也是如此,那些老革命、老干部群体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逐步被技术官僚取代,这其实是经济政治转型到工商社会一个重要步骤。其实台湾一开始发挥作用也都是工科出生的技术官僚,比如严家淦就是工程师出身。后来逐渐的有大量的学财政金融的专才开始在政府担任要职,最后是学政治学法律的人开始步入政坛。大陆目前经济专才已经不少了,但是学法律和政治学的人还没登场,未来可能会看到这些专业专才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南都:有一个相对有趣的现象,台湾经济起飞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比较热衷于民主法治,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李志文:对的,我就是伴随着台湾经济发展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人对于民主法治的支持和热衷完全是自然而然,自然到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而且整个一代人都是这样,包括蒋家的孩子。蒋家有个孩子和我同年,我念师大附中,他念成文中学,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透过第三方,算间接的朋友关系。就我的了解蒋家的孩子到了第三代都不愿意参与政治,巴不得脱离政治,但是还有无法摆脱的。到了第四代就没有一个去从事政治的。为什么呢,其实搞政治的目的还是为了经济目的,还是为了丰衣足食。如果发现不必搞专制也能丰衣足食,不必去维持政治特权也能生活得不错,那谁也不愿意去搞政治了。

   

 以商业经济为发展方向实现民主法治

   李志文: 如果你的金融立法到司法都没有独立性,被单一利益集团所垄断,那谁还敢来玩呢?市场准入,政策制定都要透明。这一点对当前中国大陆来说也很重要。依靠民主与法治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反过来,你着力实现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你就必须走向民主法治,这是台湾最大的经验。

    南都:中国大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改革,经济改革先行继而政治改革也随之启动,那么关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直讨论一直很多,你以为参照台湾经验,应该怎么处理两者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做?

    李志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先把经济改革搞好,全力以赴地开展经济改革,走向商业社会,走向知识经济才能逐步建立民主法治。更应该从技术着手,讲法律,讲如何更为平等地参与商业经济活动。经济改革做好的话,那政治改革是自然的。

    南都:那么大陆目前最应该从哪些领域着手?

    李志文:我是教师,就我感觉首先应该是从教育领域开始,很多内容腐朽落后,比如你们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完全是浪费时间。其他的比如金融财务专业教育也缺乏实践性,理论空谈,脱离具体的应用环境,这些都是要改革的领域。那么具体到工商业,金融经济领域,我以为中国金融业是需要彻底改革的。

    前一段比较热的吴英案,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就能弄到几十亿,可见中国的金融没有效率。就是这个小小的吴英,居然要判死刑,又可见官方对于民营金融业的发展多么不信任。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制度都还能做到有个规矩,至少还能看懂,对内则是乌七八糟。民间金融完全可以放,当然也不能随便就给放了。但是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放开就行了,政府只负责管理督导即可。

    南都:那么台湾当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的?

    李志文:就银行业为主的正规金融而言,台湾也有一个转型过程。大约是1987年到1988年,蒋经国当政的最后几年,他认为当时台湾需要展开金融改革,就邀请了一批学者赴台做政策研究,当时也包括我。

    我当时就建言金融权力不能归属于任何单一的利益集团,否则就会成为一种剥削的工具。金融领域要开放,各种金融市场都要充分发展和开放,才能有比较有竞争有效率的金融体系。金融是一个法律合同,立法和司法都很重要,如果你的金融立法到司法都没有独立性,被单一利益集团所垄断,那谁还敢来玩呢?市场准入,政策制定都要透明。这一点对当前中国大陆来说也很重要。很多时候制度某种调整能起到想象不到的作用,我在北京打车很难,几十年前台湾也是如此,出租行业都是几个利益集团独占的,政府怎么管都不行。后来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资格都透明化,符合条件都可以来做,政府执法即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打车很容易,而且服务态度很好。所以依靠民主与法治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反过来,你着力实现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你就必须要走向民主法治,这是台湾最大的经验。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 2012.4.8.; 李志文评论 20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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