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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为什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儒家特区是误区】北大教授郑祥龙的建议,依然停在帝王专制误区。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政府深入的控制。教育与宗教都属于精神领域,政府不应该涉入精神领域。政府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在精神、教育、文化方面都是捣蛋鬼与低能儿。在电讯无所不在的今天,政府对文化及教育的控制,连基本和谐目的都无法达到,反而制造大量没有思考能力与价值观的、极易被煽动的愚民。
百家齐放是现代知识型社会的基本条件。
人文重镇的北大教授都如此愚蠢,中国要走进民主法治,思想奔放,何其艰难?
在现代社会,政府没有能力主导教育,只能提供法制规范。

我为什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特区
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

作者:戴志勇

2013-12-06 11:39:00来源:南方周末

(向春/图)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2001年7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发表《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文章建议,借鉴“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划出一块地方,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尽可能地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

建议发表后,且不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爱护之心,对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深刻洞察,但开出的药方,极难实施。

十二年过去了。现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现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种新的试验——它保留传统那些美好的生存结构与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点?

南方周末本期“大参考”请张祥龙教授分享他这十二年来对“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新运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赖读者诸君自行体会。

“现代性”也有可怕之处

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了解您的人觉得您是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爱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觉得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现在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祥龙: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但我对如何实行有了新的思考。

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目前人类主流的生存状态很有问题:高科技对人类存在的重大威胁,把人类各民族的命运都绑架了。它虽带来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东西消失。这是我提出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两个原因。

人类精神的贫乏化是灾难性的。儒家文化特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存启发,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

戴志勇:人们一般都将现代化理解为理性的运用、人权的保护、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对世界与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险、过度商业化,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批评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物化趋势,根源是什么?

张祥龙:你说的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观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计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无上,个体主义的自由追求,这是现代性金币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导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种理性的楷模;还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艺术与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导致“单面人”的生活状态,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维度减少,只能在物质商品中找一时满足。

说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对象才是真实的,而对象是可被算计和追求的。智慧者却看出这不可能是终极的真实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内在丰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对象可以穷尽的。有道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现代化是否也有一种机制,对物化倾向有一种抵抗与平衡?

张祥龙:在美国留学时,我参加过他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年轻人至少受到熏陶。他们对现代化的物化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没信仰的年轻人要强。虽然这一类人对社会风气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国,人数不是很多。这种信仰对现代性带来的根本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较小,达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对家庭问题的看法。

现代性破坏的首先是家庭,从长远看,这是最深刻的一种破坏。

戴志勇:为什么现代性对家庭造成根本破坏?

张祥龙:以前的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家庭的。即便考科举进城为官,也是源自家庭,回馈家庭。有功名或辞官后回归故里,成为德高望重的乡绅。而现代性的经济、法律、教育形态,都在鼓励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发达的高科技,全球化的工作模式,人员流动特别大。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里,家庭越来越小。核心家庭也越来越不稳定。美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这跟人类的生存结构有关。现代性拉散家庭的力量日益增长。如无补救之道,这种个人式的生存方式会更加普遍,将来也可能出现一种集权主义的反扑。

重新理解“孝”的根源地位

戴志勇:家庭当然是传统中国人的意义之源。但是否也有压抑人的一面呢?父慈子孝,但父亲若过于强势,孩子是否也可能受伤害?男尊女卑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现实。

张祥龙:很多是要调整的。其实,儒家对女性没有根本歧视,讲男女有别也只是内外有别、分工不同,就如同长幼只是年龄之别。但毕竟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女子没受教育,吃亏了。经济权不够,不在外面工作等。

这种调适并不是家庭里不分长幼的“人人平等”,家庭里一定是男女有别,但不是高低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这种角色或分工的不同正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区别。要将儒家的价值以现代术语、现代思路重新发掘,以此来生发未来的儒家社团,才会更合乎人类本性。

儒家特别强调“孝”。我以为“孝”跟人性实有相关。西方也并没有完全忽视孝。但随着国家出现,更大的社群出现,家庭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古希腊、罗马城邦高于家庭,到近现代,契约论的说法才出来。

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不是简单对儒家传统的照搬,而是对儒家理解得更深入并随时代转化。通过特区的思想和实践,发掘和发扬儒家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合理性之处,将其调准到“当代波段”上来,重建此种文明的生活和社群。

戴志勇:孝不光是“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张祥龙:是的。子女去报答父母,是子女成为完整的人的内在方式与要求。为什么人跟黑猩猩不一样?黑猩猩就没那个意识。由于人类有这种意识结构,会觉得不敬养家中老人心就不安。所以,孝恰恰是人类的本性、意识结构的潜能。

戴志勇: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么理解孝?

张祥龙:孝义极其丰富,需要孝子在生活情境里“发而皆中节”(《中庸》)地实现出来。“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篇》)这个“几”是多么微妙!父母有过错,你不可以去指责、去抗辩,那样会搞坏亲子关系,但又不能不管,那样是听任父母于危险境地。所以孔子主张要看准时机、依从情境来劝谏,甚至反复劝谏,使父母感不到冒犯地知错改错。曾子让父亲用大杖打昏了也不躲避,孔子痛斥之,因为在孔子看来,这种愚从绝非真孝,正足以让父亲犯下杀子大过。但,孔门孝悌之义曾也就被扭曲成了可怕、可笑的东西了。新文化运动攻击儒家孝道,皆以这类被扭曲者为靶子。

戴志勇:有人认为金融市场发达,由社会来管养老,可以让“孝”回归单纯的亲情。在现代社会,“孝”的内容是否有变化?

张祥龙:变化自然会有,但首先得保证家庭的生命形态。养老去掉,会大大削弱亲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用金融支配的社会服务替代儿女养老,就不是完整的家庭关系了。人类的意识本性就是要养父母的,这就是最单纯的亲情。

戴志勇:在一些西方国家,父母跟子女之间相对比较独立。小孩18岁就得出去,找父母要钱得还。但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祖孙三代帮孩子垫首付房款,虽然孩子也回报,但不是契约关系。

张祥龙:美国父母把孩子养成,义务就尽到了。孩子再用父母的东西,原则上要归还。子女要帮忙养老很好,但不是道德义务。我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子女直接养父母,住在一个屋檐下侍候的,很罕见。或进养老院,或自己照顾自己,或互助,社会给很多方便。他们还在研究能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技术发展跟他们的社会形态是相配的。这跟儒家原来的看法很不一样。

选贤举能:儒家特区的运作规则

戴志勇:儒家文化特区是否有另一种延续性的风险,比如您希望小孩在身边,但他未必选择在特区里。怎么解决?

张祥龙:重建礼乐教化,并使区内生活既和谐,又有新鲜的追求。头一两代肯定有这个问题,但代代相传,是有延续性的。在儒家文化特区里,家庭、家族的价值最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风俗,都会鼓励这种更新后的传统社会形态出现。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是压制人性,以礼或以理杀人,全弄反了。

戴志勇:“孝”的内容中是否也要预防“郭巨埋儿”这种极端情形?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他批判的“理”是什么样的理?如何调整理跟情、理跟欲之间的关系?

张祥龙:他攻击的不是儒家,是宋明理学中一些偏激的想法和说法。戴震自己也是儒家。戴震讲得很有道理,宋儒讲理跟情,有时确有分离,造成了恶果。以理杀人,在某些情况下确有发生。但鼓励寡妇殉夫,根本不是儒家的主张,这会破坏阴阳之和,当时就有儒者反对。早在周朝就改掉了人殉。儒家也不反对寡妇再嫁,从先秦以来就是如此。

总之,宋明理学的确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它没有放弃对于基于家族的人—仁—性化的追求,应对佛教和道家,虽不很得力,但毕竟维持了儒家道统于不坠。清代儒家对它的批判,正表现出儒家本身的反省和纠偏能力。

戴志勇:儒家在不同的权力形态下有不同的调整。董仲舒有复古更化,以天限君权;二程朱熹可能都有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对私天下的批评和部分分权的设想;谭嗣同的《仁学》批判二千年皆秦政、皆大盗;康有为也有君主立宪的想法……您觉得站在政治儒学的角度,在现阶段儒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调适?

张祥龙:从周到秦到汉,国家政治结构变了。儒家也必须要调整。汉代也想分封,尽管取得了重要成效,如吕祸侵凌汉室,如无分封,汉文帝如何能上台?但从主流上讲失败了。我对董仲舒原来的评价不高,现在随着思想的成熟,认为汉儒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东西。到宋明理学后,又有调整。

康有为(更不要说谭嗣同)根本就不是儒家,貌孔心夷。看完《大同书》,居然还有人把康有为当儒家,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将此书要旨概括为“毁灭家族”,很有道理。他太激进了。

戴志勇:孟子认为:同姓之卿可以换天子,异姓之卿可以走掉。儒家遇到尧舜是特别幸运,遇到桀纣怎么办,对权力的制约有没有好的办法?

张祥龙:首先要保证不出现秦始皇,有办法罢免坏统治者,等待好的出现,中常之君也就可以维持大局。

儒家特区的体制一定要有儒家特点,又要有反馈机制。领导人有问题,有办法把他换下来。一是任期制,一是多元制,执政者和立法者,有相互牵制。

体制上防止恶是第一步。还要有办法引发出真正优秀的领导者,即现代的尧舜、文武、周公,造就出好的区民,使整个社区生存变得极其美好,这才是最终目的。

戴志勇:在文化杂多的时代,有很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这意味着,儒家必须要提供能吸引人的生活形态。

张祥龙:当然。人性是一种潜能,本身不是完全现成的。我们只有在不脱开传统的文化生活中,展示现代人的人性理解。这种调适,不是完全站在儒家之外来判断应该怎么调适。作为现代人,进到儒家活生生的学说和实践里,与之共命运,自然就会有调整、反思、批判、继承。

儒家文化特区是儒家复活的基地。蒋庆先生提出儒教复兴,有争取成为国教的上行路线,也有建立儒家团体、做社区建设的下行路线。我主张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中行路线,它以下行路线为起点。

儒家历史上就有通三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最想干这个:“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一个小地方干起,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那样的“特区”,别的诸侯一看,太好了,敬老爱幼、路不拾遗、公正谦让、民得其生、物尽其性,社会和谐之氛围,如春风化雨。在这种社会里,才真活出人的感觉来了。于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国都被吸引,是被美好的生存形态吸引,不仅仅是道德的吸引。与殷纣王的军队决战前,周族已经得了天下。

主流社会应宽容各种文化特区

戴志勇:儒家已很边缘化,要参与进去,该如何与“主流”生存形态相处?

张祥龙:儒家还是个游魂,没有真实的生存空间。现在主流社会对儒家、儒教太不宽容。

不要忘了,儒教历史上就有宽容和多元的悠久传统,现在儒家更要有体制上的多元见地。要注意避免全国一体化,它曾让儒家吃亏很厉害。儒家特别不适应西方模式造就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又不可能不受体制影响,在这方面跟佛教、道教都没法比,所以要保持和发扬先秦的多元见地。

设想一下,一百年前废科举时,可不可以有像邓小平讲的一国两制那样的构想?废科举,不全部废,重要的省份办新式学校,在愿意保守的省份,让知识分子和百姓来选择,同意的话就保留科举制。新学校出来的也可以做官。这样一国两制,慢慢自然演化,完全可以啊。

在我所言的文化特区里,要按儒家的理想搞建设,虽然也必有调整,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毕竟是儒家主导的。比如,我觉得也要允许基督教存在,但有一套区法,使儒家的家族价值观有保证。它非常健全,合乎人性,就不怕别的东西来。

戴志勇:文化特区跟香港这样的行政特区区别何在?

张祥龙:我设想的儒家特区,是一个文化特区。香港是一个行政特区。文化特区的含义很丰富。甚至可以设想,未来有道家文化特区。至于基督教文化特区,他们太强,基本不需要。儒家文化太弱,需要扶持,作为珍稀的文化物种保护。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在美国,阿米什人的社区,是另外一个文化世界啊。

我以前的学生在美国访问,我让他们去看看阿米什人的社区。他们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的小学是自己办。这不得了,当年争论了很久,看来他们跟国家争到了教育权。得有个法律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冲突就不断。

未来要建立这种文化特区,国家一定要立法,规定清楚权利和义务。需要领导层认识到,这是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未来有关的好东西。也许可以具备这种远见。

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尧舜怎么是专制的?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这个特区,虽然经过调整,如果它还是一个活的儒家社会,就会有很多传统的内容,是嫁接在传统之上的社会。

戴志勇:怎么看待台湾的经验?

张祥龙:台湾已经非常西方化、全球化了,佛教也非常发达。那里中国文化保留得比大陆好一些,个体主义也很强大。

家、国、天下

戴志勇:儒家特区最核心的特点是家庭价值。但这个家庭,不仅通往国家,也是通往天下的。今天的儒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天下观?

张祥龙:对,在这方面,我要更突出家庭的原则,“国家”这个现代词虽然是日本人先用的,但它暗示了国之本在家,符合儒家的观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根本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天下的境界?国家的根在百姓。百姓是家族化的人民。“百姓”和“黎民”或“民”不一样。越早的文献,分得越清楚。先秦的时候已经开始混用了。民,按董仲舒的讲法,其义为“瞑”,浑浑噩噩的,需要教化。但百姓就已经含教化之根本了。如果国之本在家,它就有家的原发性、合作性和内外有别基础上的开放性,“修身齐家治国”也就必导致“平天下”,也就是人类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就如同健全家族之间的共处一样。

未来的社会,如果真能有儒家特区,就能既保证既不是民粹主义的,也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选出来的领导人,一定是大家熟悉、认可的。比如选举、推举出的家族领导人,一般都是办事公道,大家服气的。这完全不是乌托邦。只要未来出现机遇,就可以实践。犹太人等了两三千年,等来一个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等啊。但首先得有思想,让人觉得是可能的,能说服人,有自己的信仰团体,才会有人愿意把性命都投进去做这个事情。

戴志勇:孔子说过“吾从周”,公羊家又说他最后有公天下的理想。怎么理解儒家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

张祥龙:如果不带现代人的过重的偏见,《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还是以家庭为根的。不是仅仅亲自己的亲人,对社会上别的人也要亲,恰是说以亲亲为根本,推及别人,这就是“公天下”。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儒家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一个人知孝,就不会无原则地犯上作乱。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党派和小团体,是人们出于理念和利益结合的,公司大多就是考虑利益,比较封闭。家的视野比较长远和顾及他者,只要家庭的孝德有了,时间意识和筹划意识就会大大拉长,就不会限于自己的一家和一族。

利益团体的共在是内部的,与真正的他者是绝缘的,而家不是。为什么?跟孝有关系。这个地方,如果能以现代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楚了,起码对我自己就能交代了。

按目前这种全球化和高科技之路走下去,儒家需要一个避难所。我大学毕业后也搞过一段自然保护,生态思想对我很有影响。道是一种生态顶级群落,我觉得生态思想在儒家里更重要——当然是以家为根的广义生态思想。

戴志勇:哈佛大学的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教授最近有本新书《反对完美》,反对用基因技术改造甚至克隆出“完美的人”,很巧,这个思路与您相通。但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及其生存结构,能否抵挡住这种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呢?

张祥龙: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尔逊说我们这种人的本性是在石器时代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少人也认为,我们依恋的那种家庭关系,已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了,婚姻家庭必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我们这种人应该升级了。怎么升级?从基因上改造,人机联体,成为后人类,那家庭肯定就没有了。

而我认为后人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它对人类就是一个灾难。有种“地球生态圈”的盖娅假说,讲地球的生命圈是一个整全活体,叫盖娅(古希腊的大地女神名),弄死了就完了,虽然她有很大的恢复能力。

地球的蓝色子宫中孕育出了人类的家庭,但不幸,我们咬破了这个茧,正在进入个体化、全球市场化和资本信息化的逐利形态,完全罔顾生命之家和家的生命,这样,地球这个大家庭也会受到严重伤害。家庭是地球生态孕育出的最有持续能力的人类生命结构形态,个体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生存策略在其他哺乳类那里早就流行了。

海德格尔看到了现代技术崇拜对地球之家的损害,但没看到人类的家庭与这个大家庭之间的根本联系——这是我对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批评。儒家和中国的学者可以就此对世界做出一些实质贡献,这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文化的良知,但这个良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自己丢弃了,我非常绝望。

(戴志勇系南方周末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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