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文点评

刘道玉的八问其实就是八骂的客气话。老刘可是当过中国顶尖大学的掌门人，老刘开了口骂人，小李的批评就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就是坐牢，也有老刘陪着吃牢饭。

老刘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 字字在理。难道教育部的领导个个脑残？非也！非也！

教育部的领导个个都是老刘这种出身，怎么可能脑残？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大学问大，延安大妈还会指出来：”连你老刘都知道，教育部长及身边的上百官员会不知道？“ 不是不知，是难言也，更是难为也。这些问题的基本来源是中央集权、官僚沿袭。任何事，沾上了政权基础及体制根本，都不好办，甚至不好说。做为学术领袖、良心知识分子，就算不好说，老刘与小李也得说。

老刘指出”总体战略中没有战略“，虽然是事实，但是，是句废话（tautology）。战略的要素是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在中国，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主权是中南海（一纸命令、随时教育部长换人），利益相关人是学生、学生家长、未来雇主。当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有目标不一致性（goal incongruence）、目标越不一致，越没有战略可言。所以老刘说的是废话，中国虽然有大学，不见得有教育，老刘知道自己在说废话，一般老百姓可不知道，让我再说说废话，来解释老刘的废话。

老刘指出病症 ”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没有突出重点，工作方针不当“ 都是一针见血的事实。也是战略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三者异体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命题中，结论是必然的，就是学术上的废话。我们当教书匠的，许多废话还是要说的，我们学者的理所当然，常常是国家总书记想不通的事。

由于战略主体，利益相关人没有主权，没有表达意见的管道，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工作方案是光绪皇帝选妃子，只有一个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全国现任的校长几乎都是”数理化时代“的产物，他们除了工科思维，还能有什么？下一代的校长，海龟及人文社会背景的学者会增加，国际观会大大开阔。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只要有进步，就值得普天同庆。

给一个简单的实证结果，90 后，幼稚园、小学、中学的教育已经逐渐开放，这两年我所知道的浙大与清华本科新生的综合素质已经明显提高。现在最糟糕的是研究生，因为本科教育不行，导师的素质太差。浙大、清华的最优本科生根本对自己的母校研究所说不。

祖国的孩子们，好好熬吧，你们的孩子会有希望的。太阳总要升起。

刘道玉：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

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2010年05月07日 《同舟共进》

刘道玉 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

最近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是从2008年8月开始制订的，无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或是耗资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开创了建国60年中制订任何规划都没有过的盛况。

这个庞大的规划纲要起草班子，历时18个月，写就了两万多字的纲要，并在2010年3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全文公布。坦率地说，我对教育部过去制订的许多规划纲要或教育工程，都不太关心，甚至包括这次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布的征求意见的稿子。第二轮征求意见（应该说采取这种公开性的做法较之过去是一个进步）公布后，我倒是耐心研读了这份洋洋数万言的纲要。但是，除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和华丽的辞藻外，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改革思路，倒让我新添了许多疑虑。那么，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规划纲要呢？为此，仅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未能坦诚面对。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必须从问题出发，总结过去的教训，敢于面对工作中的错误或失误。可是，教育部既没有对民众的大量批评作正面回答，也没有吸取过去10年制定和执行规划的教训。在规划纲要的序言中，仅仅用了180个字概括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而且是轻描淡写的，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体制机制不活……总之，凡是涉及根本问题，教育部一律回避。像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这样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当然更谈不上虚心检讨了。历史证明，凡不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的人，是不可能彻底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

二、总体战略中没有战略。战略一词，在规划纲要中屡屡出现，不仅规划中冠以总体战略、战略目标、战略主题，甚至规划制定的11个专题组也都冠以战略小组。可见教育部领导人对战略“情有独钟”。可是，究竟什么是战略，规划制定人员似乎根本没有弄明白。按照世界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说法，“战略不是目标，而是方法”，“是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可以使你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什么是教育的战略？毫无疑问，改革才是真正的战略，唯有改革才能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取得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的成就。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总战略正确性的证明。

也许，规划人员会说，在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体制改革，甚至不惜用了六章的篇幅论述改革……可是规划纲要并没有把改革提到总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在这六章中，并没有一章讲领导体制改革，这不能不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试问：教育部自身不改革，一个没有革新精神的教育部，又怎能领导全国的教育改革呢？

三、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在拨乱反正以后，不知为什么不再提这个方针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各样的提法，如四育（德、智、体、劳）说，五育（德、智、体、美、劳）说，六育（德、智、技、群、美、体）说等。一个权威的教育方针，应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符合教育科学的方针或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教育方针。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中总纲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以立法的形式，正式颁布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权威的教育方针，如果需要修改，必须由立法机构重新颁布教育方针修订案，随意添加是违法的。可是，在这个规划纲要中，却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对比发现，不仅字句表述不同，而且还增加了一句“为人民服务”，这纯粹是多此一举，难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包括人民在内吗？更为严重的是，规划纲要小组，完全没有权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他们既不懂教育方针，又没有法制观念。由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由他们制定的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

四、工作方针不当。在规划纲要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20个字，即“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工作方针体现了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值得指出的是，规划纲要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不是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过去10年中，就是因为“大跃进”式的发展，带来了高等教育一系列严重问题。本来制定新的10年规划纲要，应当以改革为中心，通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看来，教育部没有吸取以往冒进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规定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是盲目追求“教育GDP”的表现。

五、没有突出重点。在这个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抓“改革的试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历数了10个改革试点以后，人们不无遗憾地说，这又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试点方案。钱学森先生2005年7月29日向温家宝总理提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直到钱老逝世，他的建言仍没有落实，以至于留下了一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难题。如果抓改革，首先就要抓“大学创新教学模式”的试点，可是规划纲要中并没有重视这个重大问题。此外，诸如大学校长遴选的试点、大学通识教育的试点、大学自主招生的试点等，都没有列入试点，实有遗珠之憾。

六、继续沿用工程思维的旧习。在过去10年中，教育部制定了10多个教育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教育工作，明显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这些工程执行得怎么样呢？人们没有看到教育部的评估，恐怕大多数都是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这次制定规划纲要，不仅没有摒弃计划思维模式，反而又提出了7大工程，在工程中又套进了若干工程，如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中，又包含着许多工程、计划或基地建设等。在所谓的7大工程中，有一些并不是特别重要，也不一定需要教育部出面来抓，显然教育部是“为工程而工程”。

七、“变法不变人”。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部的政策研究室、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部各司局的负责人。不难想象，教育部过去那些规划和教育工程，也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我想起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句话，他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既然规划纲要制定者还是原来那批人，怎么可能由他们制定出一个有改革精神的规划纲要呢？一位教育评论家，专门把这次规划纲要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了对比，他无奈地发现，现在的改革目标在17年前都提出过，甚至文风都雷同，诸如什么“探索”、“逐步”、“工程”、“注重”、“树立”、“自主”、“完善”，等等。

八、缺乏相应的对比方案。制定规划纲要应当有不同的对比方案，甚至允许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提出方案。没有比较，就不能择优取舍。正如李锐先生所言：现在搞规划是“皇帝选妃子，只送一个，不要也得要。”同时，这个规划纲要仍然是闭门造车，尽管参加调查人员众多，但却没有邀请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参加，甚至连听听他们意见的机会也不给，这能做到兼听则明吗？因此，教育部沾沾自喜的5000条建议、40遍修改和210多万条网帖，不如钱学森先生一条建言；1000多人的调查，甚至不如听一听一个真正改革者的一席肺腑之言。从创造学上讲，任何发明创造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创意，而绝不是靠搞群众运动或人海战术所能奏效的。

本来，规划纲要第二轮公布时，正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可令人奇怪的是，规划纲要竟然未能成为议论的中心，媒体相关的报道寥寥无几。这说明，人们已经厌倦了，对这个规划纲要已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如此，规划纲要是一定会按时批准颁布执行的，因为民意在这方面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规划纲要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我们不知道，也许需要等到10年后才能作出评估。但是，从教育部过去的种种表现，不难预见这个规划纲要又将是一副安慰剂。我宁愿自己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愿以上所言对教育领导部门起到警示作用，唤醒它们的良知和智慧，希望它们不要再一次让全国人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