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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点评

刘道玉的八问其实就是八骂的客气话。老刘可是当过中国顶尖大学的掌门人,老刘开了口骂人,小李的批评就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就是坐牢,也有老刘陪着吃牢饭。

老刘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 字字在理。难道教育部的领导个个脑残?非也!非也!

教育部的领导个个都是老刘这种出身,怎么可能脑残?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大学问大,延安大妈还会指出来:”连你老刘都知道,教育部长及身边的上百官员会不知道?“ 不是不知,是难言也,更是难为也。这些问题的基本来源是中央集权、官僚沿袭。任何事,沾上了政权基础及体制根本,都不好办,甚至不好说。做为学术领袖、良心知识分子,就算不好说,老刘与小李也得说。

老刘指出”总体战略中没有战略“,虽然是事实,但是,是句废话(tautology)。战略的要素是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在中国,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主权是中南海(一纸命令、随时教育部长换人),利益相关人是学生、学生家长、未来雇主。当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有目标不一致性(goal incongruence)、目标越不一致,越没有战略可言。所以老刘说的是废话,中国虽然有大学,不见得有教育,老刘知道自己在说废话,一般老百姓可不知道,让我再说说废话,来解释老刘的废话。

老刘指出病症 ”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没有突出重点,工作方针不当“ 都是一针见血的事实。也是战略主体、主权、利益相关人,三者异体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命题中,结论是必然的,就是学术上的废话。我们当教书匠的,许多废话还是要说的,我们学者的理所当然,常常是国家总书记想不通的事。

由于战略主体,利益相关人没有主权,没有表达意见的管道,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工作方案是光绪皇帝选妃子,只有一个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全国现任的校长几乎都是”数理化时代“的产物,他们除了工科思维,还能有什么?下一代的校长,海龟及人文社会背景的学者会增加,国际观会大大开阔。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只要有进步,就值得普天同庆。

给一个简单的实证结果,90 后,幼稚园、小学、中学的教育已经逐渐开放,这两年我所知道的浙大与清华本科新生的综合素质已经明显提高。现在最糟糕的是研究生,因为本科教育不行,导师的素质太差。浙大、清华的最优本科生根本对自己的母校研究所说不。

祖国的孩子们,好好熬吧,你们的孩子会有希望的。太阳总要升起。


刘道玉: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

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2010年05月07日 《同舟共进》

刘道玉 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

最近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是从2008年8月开始制订的,无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众,或是耗资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开创了建国60年中制订任何规划都没有过的盛况。

这个庞大的规划纲要起草班子,历时18个月,写就了两万多字的纲要,并在2010年3月1日的《光明日报》上全文公布。坦率地说,我对教育部过去制订的许多规划纲要或教育工程,都不太关心,甚至包括这次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布的征求意见的稿子。第二轮征求意见(应该说采取这种公开性的做法较之过去是一个进步)公布后,我倒是耐心研读了这份洋洋数万言的纲要。但是,除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和华丽的辞藻外,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改革思路,倒让我新添了许多疑虑。那么,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规划纲要呢?为此,仅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未能坦诚面对。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必须从问题出发,总结过去的教训,敢于面对工作中的错误或失误。可是,教育部既没有对民众的大量批评作正面回答,也没有吸取过去10年制定和执行规划的教训。在规划纲要的序言中,仅仅用了180个字概括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而且是轻描淡写的,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体制机制不活……总之,凡是涉及根本问题,教育部一律回避。像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抓改革,最大的障碍是没有放权,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学风浮夸、教学假评估、学术造假,这样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当然更谈不上虚心检讨了。历史证明,凡不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的人,是不可能彻底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

二、总体战略中没有战略。战略一词,在规划纲要中屡屡出现,不仅规划中冠以总体战略、战略目标、战略主题,甚至规划制定的11个专题组也都冠以战略小组。可见教育部领导人对战略“情有独钟”。可是,究竟什么是战略,规划制定人员似乎根本没有弄明白。按照世界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说法,“战略不是目标,而是方法”,“是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可以使你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什么是教育的战略?毫无疑问,改革才是真正的战略,唯有改革才能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取得与众不同和独一无二的成就。我国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总战略正确性的证明。

也许,规划人员会说,在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体制改革,甚至不惜用了六章的篇幅论述改革……可是规划纲要并没有把改革提到总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而且,在这六章中,并没有一章讲领导体制改革,这不能不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试问:教育部自身不改革,一个没有革新精神的教育部,又怎能领导全国的教育改革呢?

三、教育方针被随意修改添加。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在拨乱反正以后,不知为什么不再提这个方针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式各样的提法,如四育(德、智、体、劳)说,五育(德、智、体、美、劳)说,六育(德、智、技、群、美、体)说等。一个权威的教育方针,应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符合教育科学的方针或是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教育方针。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其中总纲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以立法的形式,正式颁布的我国教育方针,是权威的教育方针,如果需要修改,必须由立法机构重新颁布教育方针修订案,随意添加是违法的。可是,在这个规划纲要中,却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对比发现,不仅字句表述不同,而且还增加了一句“为人民服务”,这纯粹是多此一举,难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包括人民在内吗?更为严重的是,规划纲要小组,完全没有权力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他们既不懂教育方针,又没有法制观念。由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由他们制定的这个规划纲要,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

四、工作方针不当。在规划纲要第一部分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20个字,即“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工作方针体现了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值得指出的是,规划纲要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不是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过去10年中,就是因为“大跃进”式的发展,带来了高等教育一系列严重问题。本来制定新的10年规划纲要,应当以改革为中心,通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逐步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看来,教育部没有吸取以往冒进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规定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是盲目追求“教育GDP”的表现。

五、没有突出重点。在这个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抓“改革的试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历数了10个改革试点以后,人们不无遗憾地说,这又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试点方案。钱学森先生2005年7月29日向温家宝总理提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直到钱老逝世,他的建言仍没有落实,以至于留下了一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难题。如果抓改革,首先就要抓“大学创新教学模式”的试点,可是规划纲要中并没有重视这个重大问题。此外,诸如大学校长遴选的试点、大学通识教育的试点、大学自主招生的试点等,都没有列入试点,实有遗珠之憾。

六、继续沿用工程思维的旧习。在过去10年中,教育部制定了10多个教育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教育工作,明显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这些工程执行得怎么样呢?人们没有看到教育部的评估,恐怕大多数都是不了了之的“烂尾工程”。这次制定规划纲要,不仅没有摒弃计划思维模式,反而又提出了7大工程,在工程中又套进了若干工程,如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中,又包含着许多工程、计划或基地建设等。在所谓的7大工程中,有一些并不是特别重要,也不一定需要教育部出面来抓,显然教育部是“为工程而工程”。

七、“变法不变人”。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者,主要是教育部的政策研究室、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教育部各司局的负责人。不难想象,教育部过去那些规划和教育工程,也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我想起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句话,他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既然规划纲要制定者还是原来那批人,怎么可能由他们制定出一个有改革精神的规划纲要呢?一位教育评论家,专门把这次规划纲要与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了对比,他无奈地发现,现在的改革目标在17年前都提出过,甚至文风都雷同,诸如什么“探索”、“逐步”、“工程”、“注重”、“树立”、“自主”、“完善”,等等。

八、缺乏相应的对比方案。制定规划纲要应当有不同的对比方案,甚至允许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提出方案。没有比较,就不能择优取舍。正如李锐先生所言:现在搞规划是“皇帝选妃子,只送一个,不要也得要。”同时,这个规划纲要仍然是闭门造车,尽管参加调查人员众多,但却没有邀请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和新闻界人士参加,甚至连听听他们意见的机会也不给,这能做到兼听则明吗?因此,教育部沾沾自喜的5000条建议、40遍修改和210多万条网帖,不如钱学森先生一条建言;1000多人的调查,甚至不如听一听一个真正改革者的一席肺腑之言。从创造学上讲,任何发明创造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创意,而绝不是靠搞群众运动或人海战术所能奏效的。

本来,规划纲要第二轮公布时,正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可令人奇怪的是,规划纲要竟然未能成为议论的中心,媒体相关的报道寥寥无几。这说明,人们已经厌倦了,对这个规划纲要已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如此,规划纲要是一定会按时批准颁布执行的,因为民意在这方面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规划纲要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我们不知道,也许需要等到10年后才能作出评估。但是,从教育部过去的种种表现,不难预见这个规划纲要又将是一副安慰剂。我宁愿自己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愿以上所言对教育领导部门起到警示作用,唤醒它们的良知和智慧,希望它们不要再一次让全国人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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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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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管理学者。美国杜兰大学寇翰讲座教授,担任商学院副院长长达十五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批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位光彪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商学研究院院长。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参与沃顿商学院的学术改革,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及创始校董。同时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位特聘讲座教授,东海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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