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我在浙大承姒校长的邀请办一个商学精英班的时候,我用很大的精力去思考,如何在高分学生中,剔除低能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培养这些学生人生观、处世道、总体均衡知识。
07班学生到了美国以后,我对他们再三强调,别担心考什么CPA、CFA,也别担心GPA。这个世界的精英群中,人人具备这些玩意,有了就行了,没有人问你考了多少分。会问这些问题的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人。到美国的首要目的就是了解美国,为什么这个国家在300年前还是蛮荒之地,这么快的就成为世界最成功的商业社会,全球精英的集中地。
我在过去几年,尤其在我的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中,分析『商业社会』的美国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其中关于制度差异的部分,我提到『硬组织』与『软组织』的概念。硬组织通常出现在阶级分明、规章死板、任务简单、激励工具单一(升官或杀头)、信息不灵通的单位与机构中。中国的五千年帝制就是典型的硬组织。秦国因此一统天下,也因此迅速亡国。之后的两千年帝制基本上是沿袭的秦汉的硬组织。这也就是我常提到的农业帝国的最佳制度设计。农业帝国的最佳设计,就不会是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的最佳制度设计。制度转型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难题。
软组织是有高度伸缩的组织弹性、充分授权、激励工具多样化(各类薪酬奖励,各种精神鼓舞,因人而异,量身订做)、每个成员都有当家做主的感觉。只有在教育普及、民主法治架构健全的国家与地区才能有运行良好的软组织。也只有运行良好的软组织才能有高精尖的学术、高新产品设计、高生产力与高所得。美国的名校如哈佛、芝加哥、沃顿、杜兰都是设计精巧的软组织,整个美国社会、西欧社会也都是建立在各型各色的软组织上。
中国大部份的地区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香港、台湾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中国大陆将要面临艰苦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冲击。与其把头埋在沙里,大喊坚持一党专政、以党领军,还不如有邓小平的智慧,孙文的远见,开始谈建国大纲、民主法治,平稳的将政权交到人民手中。当全国13亿人民都能无线上网,以一党一己之私,就是有一百颗原子弹也无法吓阻人类天生自由的愿望。一个国号有人民,军队标明人民的国家,没有民主与法治,让全国那些思政老师如何面对学生?
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一个现代商业经济,讲求的是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智与精力到了极致,这个社会需要发展出一个结构精致、分工细密、以人为本的架构。这个架构要有足够的弹性,让每一个成员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量,这叫做软组织。不幸的很,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硬的社会组织形态。中国在全世界先进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软组织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掉进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硬组织。
由于半个世纪的思想控制、与世隔绝、语言隔阂、文化无知,中国的社会科学是高纯度土鳖群,我相信我认得一半以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百大精英,我了解他们面临的无奈与困惑。
我曾为北京市政府培训区局级干部,让他们了解美国政府结构,及民主法治精神。安排他们见了市级、州级(地方性)及联邦级(全国性)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主管机关及部分负责人。我也为上海市政府培训过区局级干部,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商业社会。我知道这些干部的优秀,我认为我的祖国充满了希望。清末以降,两百年的社会动乱到了尾声,现在是扎扎实实的做基础建设的时候了。下面的案例,帮助大家了解什么是社会软组织。
这个社会组织硬度概念,是1995年我首先在杜兰大学的课上提出,然后在清华的博士、MBA、EMBA 的课上讨论过。开始的时候就只是应急编造一个名词来分析中国与美国的不同,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不同。15年下来,我发现,这个概念与视角,可能是了解中国问题的核心。于是我在2008年秋天开始先在浙大,2009年开始在清华开了一门《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思考阐释这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就是以演讲的方式,此外列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有些用功的同学看了其中一两本书,据我所知,在我上课的时候,黄仁宇的《大历史》,吴思的《潜规则》都在校园里大卖。但是这些只是参考材料,不是我的讲课内容。慢慢的学生有了强烈的教材要求。
由于我的课是有很强原创性的思想课,真正的教科书还在我脑子里孕育着,未成形。开始的时候,是为清华、浙大那些预备出国与世界接轨的孩子做一些反洗脑教育,让他们在海外能有更大的收获。我在杜兰、清华、浙大带了大量的研究生,他们嗷嗷待哺,需要我指导技术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我没有太多剩余的时间写这些思想上的东西。
2010 年,我的浙大课放在全校最大的400人教室,而满座,还常有站着听两个半小时的听众,也有些远方赶来的蹭课群。有影音出版公司在为这门课全程录像,我坚持不到我满意,不能出版,2010年已经全程录了一次,2011年还会再做一遍。也有图书出版公司在组织班子为我记录讲稿。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这门课的原创性太高,思想性太浓,相关的阅读材料太多,现成只需要修改注释就能用的阅读材料太少,体验性的信息量大,造成了这门课发挥性太强,系统性知识太少。在2010年12月,我在浙大、清华上完这门课后,我开始下决心,整理出一些教材来。
何洋是浙大李志文班第一届的学生,我的《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课的第一批听众。她听完我的课,“职业、事业、命业”,就自己决定到毛里求斯做一年义工,教那里的孩子中文。做为李志文班的一员,她现在在杜兰念金融硕士。以前听我讲过一个成功的社会软组织“扶轮社”,前几天,自己联络了新奥良扶轮社,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写下一份报告,我略微做了修改。这个报告就成为2011《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中的教材之一。
受新奥尔良扶轮社主席 克文(Kevin)的邀请,我今天有幸参加了扶轮社的午宴聚会,也算是用不同的方式庆贺了中国的春节。参与扶轮社的聚会,让我真正了解美国中上流社会(Upper Middle Class)的社交组织(Social Networking),更重要的是让我进一步了解民间社团(Civil Society)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组织。
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每个扶轮社都是独立运作的社团,但皆需向国际扶轮申请通过后才可成立,通常会以所在地的城市或地区名称作为社名。扶轮社是一个全世界事业及专门职业人士的组织,它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
扶轮社的箴言是“Service above self(服务人类高于自己)"。正因为它的服务精神和专业人士,和在中国的发展限制,让我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它,并希望未来有一天在中国,也能成长起这样一个优秀人群为关怀社会而自发组织的团体。
在去午宴的路上,面对将要寻找的聚会地点,面对将要认识的完全没有接触的一群精英,心里有些紧张。但鼓起勇气对自己说,“我是在了解美国,为我的理想了解美国人。只有坚定地踏出每一步,有一天我才能把理想实践,才能问心无愧地说:'Helen,你完成了人生的追求,现在你可以走进自己的世界,永远不用离开……’”
我是第一个到场的客人,两位扶轮社的成员热情的接待了我,他们胸前佩戴着扶轮社的社徽。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新颖有趣:午宴大厅精致宽敞,食物简单但搭配合理,会场前面是美国国旗和扶轮社的社旗。十二点左右,社员陆续到场,其中有一位是杜兰商学院的教授。扶轮社的聚会每次都会邀请不同的社会人士来做演讲,今天请的是杜兰大学的地理学家康彭拉(Richard Campanella)先生。正和他攀谈时,克文主席来了,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他们的友好和热情让我很受鼓舞,更让我怀着期盼的心情去认识他们。
午宴开始,大家自助食物,然后全体起立,向上帝祷告。接着,克文主席介绍了新入社的成员,新成员依次发言。然后,克文主席介绍了我这位特殊的客人。当大家的目光向我投来时,我并不紧张也不得意,而是非常感激。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坏境,这么一群陌生的人中,我并不是什么人物,也没什么背景,但他们及其友善地欢迎你时,你会觉得自己受到尊重,作为人的尊重。
午宴完毕,几位和杜兰商学院有关系的社员找到我,和我聊了起来,并成为了朋友。最后向克文主席道别时,我问了他两个问题:1, 这个社团是怎么服务社会(How does the club serve the community)? 2, 当这个社团遍布全球的时候,有腐化现象发生吗(As the club has become worldwide, do you think there is or there would be any corruption inside the club)? 第一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事例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说到一句话让我思考许久,我们全是自己组织这个社团的(we organize the club by ourselves...)。言下之意是自动自发的社团是不会腐化的。
扶轮社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具体体现。前几天与李老师聊到扶轮社的时候,他说到“软组织”这个名词。这是与“硬组织”相对的一类组织,中国是“硬组织”的社会,等级制度明显,利益分明,在这样的组织中,人们只为同一个目标,只要哪个部位一动,整个组织难以健康存在。而“软组织”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软组织”尊重个性、权利、发展,不会为了一个利益而相互为敌,自由选择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老师说,他希望李志文班是一个“软组织”,而他也在我们这里看到了希望。克文主席最后一句话,就是“软组织”的有力证明,我们自己组织了这个社团("We organize the club by ourselves”),言下之意,我们自愿选择了扶轮社,就不会有违背扶轮社宗旨的行为,不然,便不会选择它。
从中学到现在,我认为自己一直在“软组织”中,但这毕竟是不成熟的,而扶轮社这个成熟民主体制下的“软组织”,让我更深刻的了解到美国的精神所在。
0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