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言：“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守涛

再过几天，北京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庆。

校庆最重要的是追本溯源、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无疑是对大学校长和大学精神的纪念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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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历任北大校长，当然首推1916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因为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

蔡元培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这便指明了北大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学生来校目的应是“求学”而非像之前那般的“升官发财”，办学原则则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根据这一办学宗旨和原则，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蔡元培唯才是举、“不问东西”，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和黄侃、辜鸿铭、章士钊等“顽固派”，以及没有学历的梁漱溟、写《性史》的张竞生等“怪才”来校任教；开除了驻法公使指派的教员克德莱等“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

陈独秀对此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左起）合影

在蔡元培领导下，北大率先实行“教授治校”。在北大，最高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而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由评议会决定。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也主要由教授组成，教师真正成了学校的主人。

蔡元培在北大还特别重视推行美育，亲自讲授美学，首开男女同校先河，成立各种研究所，支持学生成立各种社团……

他主张教育独立，保护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学生火烧赵家楼后，北洋政府抓了32个学生，其中有北大学生20人。蔡元培大力营救学生，甚至放狠话道： “要治罪，治我一个人罪好了！”

“五四运动”资料图

因为对当时政府干涉教育的不满，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期间曾七次辞职，“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可以说，是蔡元培让北大真正成为一所大学，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学。他对北大及整个中国的大学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发展都贡献巨大，就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言：“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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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对北大的意义众所周知，但实际上他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蒋梦麟对北大也功劳不小。

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并三度代蔡元培行使校长职权，以至于当时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如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从1930年12月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一直到1945年8月辞任，蒋梦麟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蒋梦麟

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后，一方面传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在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演讲中，他指出大度包容和自由精神是北大两大特点；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北大纪律松弛而提出“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并采取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

蒋梦麟也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

他还领导北大施行教授专任制度，打破教授终身制，虽遭非议，却提高了师资质量。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梦麟一力承担四处化缘，获得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等的援助，解了北大“燃眉之急”……

在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更是为人称道。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而其中，蒋梦麟顾全大局，很少与其他两校领导争权夺利，保证了三校精诚合作，联大教授叶公超对此感慨地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中断，联大能够善始善终，且能为中华民族继续培养人才，蒋梦麟竭尽全力维护联大团结的个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北大能够薪火相传，且科研、教学质量等不降反升实属奇迹，蒋梦麟功不可没。

傅斯年曾这样评价他：“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

《民国百人传》作者吴湘湘也认为：“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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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梦麟和蔡元培，胡适将他们并称为北大“功臣”，而自称为北大“功狗”。

胡适早在1917年即在北大任教，后又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6年接任蒋梦麟成为北大校长。

在1946年10月10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表示，要继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努力把北大办成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大学，“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胡适

上任北大校长后，胡适雄心勃勃，致力于北大全面复兴，“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

胡适任命了汤用彤、饶毓泰、周炳琳、俞大绂、陈雪屏等著名教授为各院院长和总务长、教务长、秘书长，并计划邀请钱三强、吴健雄、袁家骝等著名科学家来校任教，筹划在北大建全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准备大干一番。

胡适还提出了一些教育改革方案，制定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认为“大学”观念也要改变，“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他主张在大学里要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学术、教育要独立，并应设置博士学位制度。

在胡适任内，北大教师讲课自由，学生社团自治，学校对师生的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基本不予干涉。如许德珩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樊弘教授介绍《资本论》、吴恩裕教授讲《共产党宣言》，各种学生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各种主义的壁报、刊物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早期的北大校徽

只是当时时局十分动荡，学校经费也难有着落，胡适的许多宏伟蓝图大多成了空想。

1948年12月中旬，胡适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临行前给汤用彤和郑天挺留便笺说道：“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62年2月，胡适病逝前立下英文遗嘱，将他离开北大时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遗赠给北大，灵柩上也要覆盖北大校旗。

除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许许多多北大师生共同创造了北大的辉煌，更重要的是铸就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

“从此之后，尖锐的思想交锋、广博的学术胸怀、真诚的批判精神、倔强的独立意志，就成为北大的最根本特征，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与教育的一个基本标准。”

在北京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之际，愿北大“吃水不忘挖井人”，传承北大的优良传统，坚守与弘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方不辜负蔡元培以降无数北大师生共同造就的精神博雅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