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笔者与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是中央某部河南“五七干校”的知青校友。

    今儿午间，马兄与夫人汤漾在北京西城一家东来顺饭庄，请尔等一帮朋友小聚。后，咱回家想起2000年前后，曾采访马兄请其侃侃他爷爷马寅初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文化人、教育界大家的一些往事，发在XX报刊上。今日，翻腾出此稿，重新修改后，发在这里，与各位分享。

    

    

                        我的爷爷马寅初

                                马思泽 述　胡涂人 文

 

                           一、笔者序言

 

 中国近代史中有两位著名文化大家、两条铁骨铮铮的汉子：

  一个是宁为信仰折颅的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个是宁为真理不垂首的马寅初：“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美国名校博士 北大教务长

     

    马寅初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他生于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浙江省嵊县，出身酿酒小业主家庭，当时南方闹水灾，家道衰落，便认其父的朋友上海瑞伦丝厂的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求学。

 １９０３年，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在当时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府，以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为办学宗旨，创立于１８９５年。该校师资多为国内外的名士学者，治学极严。凡学生在考试中有一门主课不及格者，便要留级；每届学生中可获得毕业证书者仅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余不是留级，便是退学。

   １９０７年，马寅初学绩优异，北洋政府全额奖学金保送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并获得当时执政大臣袁世凯的接见和署名的“留学证书”。

 １９１０年５月，马寅初毕业，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１９１４年马寅初完成其英文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名声鹊起，该论文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教材。

 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提倡科学与民主，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将北京大学的原来旧制各科学门改为各科学系，废旧立新。

１９１７年的北京大学已经有数学、地质、物理、化学、史学、哲学、经济、政治、法律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１４个系。北大是当日中国规模最大的学府。

 蔡元培在北大设立“教授评议会”的最高管理机构，设立教务长。马寅初在竞选中胜出胡适，出任第一届教务长，在协助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教育制度方面颇有建树。 

 图：左一马寅初、右一蔡元培，令国民肃然起敬的几位民国年间的大师，已空前绝后。

 

                    批评政府腐败 被老蒋囚禁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马寅初就举家迁徙重庆，在重庆大学任教授。后因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不满，屡屡发表反蒋言论，激怒老蒋等要人。

 １９３９年，马寅初因发表反“国府”言论，被蒋介石在重庆的林园官邸召见。

 蒋对他说：“既拟派你去美国……我将任命先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他答：“当次国难之时，我的责任是为抗战出力……”

 蒋要外逐马的企图未逞。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马寅初被老蒋软禁，同年１２月后被押解贵州息锋集中营，同时张学良、杨虎城也被关押在此处不远的特监部。

 １９４１年，马寅初６０寿辰时正被蒋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中共中南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贺联至重庆大学，楷书：“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同年，马寅初被转解江西上饶集中营。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到重庆询问蒋介石有关马寅初的下落。该特使早年和马寅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希望见到马寅初。与此同时，共产党驻渝办事处也在设法救助马寅初，特别是周恩来不惜余力地的设法营救马寅初。１９４２年８月，蒋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令把马寅初押解回重庆软禁歌乐山的家中。

图：马寅初脱狱之后

 他利用囹圄之中的难得的闲暇从是写作，解禁后著述均出版。

                        他与毛泽东称兄道弟

 图：四九年后，毛泽东、朱德与社会各界贤达名士合影，毛与朱之间者为马寅初。

   １９５１年，马寅出任北大校长。

 在中南海开会时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主席问他怎么样支持？他有说：“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祸起“新人口论”

图：马寅初做人口论报告

 １９５８年的“五·四”青年节，又逢北大建校６０周年，陈伯达在校庆大会上点马寅初的名字，并要其做检查。７月１日，康生在北大对学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同年，周恩来特别找马寅初谈话，劝他“认个错”，写个“检讨”。马寅初感到非常的为难……过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中心的感谢”文章在《新建设》上刊出，以道难言之隐：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是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里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１９５９年，“反右”达到高潮。仅北京大学就有１５００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马寅初说：“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同年，康生对北大的领导说：“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从此马寅初开始了２０年的沉寂生涯。

 

                      二、马思泽忆述

图：马氏家族

                他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面对面

 “我爷爷心里明白，他的事不是共产党对他有什么成见，而是共产党中的个别人的问题而已，是那些党棍……”

１９６７年，我大点了知道我爷爷在五七年和六０年受到过批判，但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有一次我无意中翻他的那些书，看到了那些他的批判文章，和他过去写的一些东西，“人口论”啊什么的……像他的“人口理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我的理论在立场上与马尔萨斯是不同的……”等等，我看了觉得他说的挺对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批判他，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还把他的理论非要和马尔撒斯的“人口论”联系起来。

  当时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我６岁的时侯，有一天阴天要下雨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有很多的蚂蚁在搬家，黑压压的一大片。我们几个兄弟就用脚踩它们，当时踩死了不少蚂蚁，我们很开心。这时我爷爷走过来很生气地皱着眉头冲我们说：“这些都是小生命，你们不能这样！”我们从来就对爷爷十分地敬畏，他一发话我们赶紧都收住脚……我想我爷爷一个连蚂蚁的生命都珍惜的人，怎么会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赞同以“战争”和“屠杀”的马尔萨斯方式来控制人口？我就是不理解他错在什么地方。

 我爷爷在５８年、６０年遭到“批判”后，他很少对我们孙子辈的讲自己的事。我们从来看不出他在政治生涯失意之后，有什么颓唐的，很积极。他特别很喜欢爬山运动。即便是在１９７９年，统战部给他恢复了名誉，他好象也没觉得有什么，就像他当年被免职一样，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爷爷绝对不恨共产党，我们马氏族谱的名字本来按辈分来排，排到我们这一辈的字是“源”字辈。但是我爷爷把我们的名中的字，全改成了“思”字，我叫马思泽、我姐姐叫马思润、我弟叫马思东……如果他不热爱共产党，能给我们起这名字吗？我爷爷心里明白，他的事不是共产党对他有什么成见，而是共产党中的个别人的问题而已，是那些党棍（康生、陈伯达之流）。所以他根本不就满不在乎，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自己仕途的得失，要不然他能活到１００岁，早就窝囊死了。

                         我爷爷最失意时陈毅来了

    １９６０年，我爷爷最失意的时候，我们家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

 有一天，陈毅副总理突然到我们家看我爷爷了，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那时侯一个人在政治要倒霉了，别人避还避之不及哪！这种事在那种政治背景和气氛下也很正常。

 陈毅对我爷爷说：“马老，我们过去是在一起共同工作过的同志，记得刚解放不久，我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曾向上海人民介绍过你的家庭。我说过，你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现在你受到批判，所以我特意以朋友的身份来看看你。我个人认为，你马寅初提出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主张和办法是有远见卓识的，是对的。即便在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古往今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天王老子也会犯错误！望你保重身体！”

 陈毅和我爷爷在华东共过事，陈毅当年任上海市市长、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是副主席。陈毅的到来，给我爷爷很大的安慰。我们家人猜想陈毅的来访可能是跟周总理有关系。陈毅走后，我爷爷对我父亲、伯父和姑姑说：“过去的事情，已经一笔勾销。我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研究和写作。”　

                    何香凝的“下山虎”化为灰烬

    图：马寅初与家人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尤其“８·１８”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家就有传闻像我爷爷的朋友张治中啊，还有邵力子的家都被抄。弄得我们也惶惶不可终日。我父亲就对我爷爷说过：“咱们家有些东西也该整理整理了。”

 我爷爷实在是舍不得他的那些东西，无奈由于形势所迫，他最后也不得不做出决定，对我父亲、伯父和姑姑说：“这样做，虽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是不这样做，又没有什么办法！今天，我们大家来自己动手破四旧吧。”　

 于是，我们把国内外的一些朋友送的瓷器、玉器，都很贵重的礼品，一股脑地全砸碎了。尤其是我爷爷多年珍藏的书籍、手稿，以往收藏的古代名人字画和不少著名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人送他的字画和往来的信笺统统烧了。我们家供暖有个小锅炉房，我就是在锅炉前负责烧的人，其中有一幅何香凝送我爷爷的中堂画，这幅画很大，画的是下山虎，也烧了……还有几幅明代的书画，也给烧了。后来我发现有一幅对联，上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签名。我想他们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就没烧，就给保存下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周总理他们１９４１年在重庆祝贺我爷爷６０寿辰手书的赠联（上联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下联是：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要不然，塞到炉子里，可就完啦！那将是我们家人终生的遗憾！

 我爷爷有一间藏书的房间，当时他就坐在书房里，每要烧一本书和手稿都要经他过目看一下。那天我父亲、我伯父和我姑姑就用那种直径大概有８０公分的、椭圆型的、带拎把的、竹编的大筐往锅炉房抬，抬了有十几竹筐吧。这种筐是我爷爷盛他用６年的心血，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写的一部《农书》的手稿。那些手稿的稿纸是老式的黄色的纸张，印着竖的红格，装在几个大竹筐里，结果也都给烧掉了。锅炉里的灰烬就厚厚的一层一层的，我还怕烧不透，时不时地用钎子跳一挑，整整烧了一天哪，我爷爷那半屋子的书都被掉了，烧得连我们家的暖气都烧热了。那正是夏天，８月份吗。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管片儿的派出所的所长到我们家来了，告诉我们如果家里出了什么意外，就给他们马上打电话，他们会派人来帮助解决。后来，我爷爷和我们家就基本上没有被骚扰过。我们家人猜这背后是有周总理的一片苦心。

                   信封上写“北京　周恩来　收！”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那天是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我不相信。后来家里收到当天的报纸上也刊登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才知道是真的。我们就没敢告诉我爷爷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报纸也敢没给他看。我爷爷对总理的感情很深，周总理在他四几年被蒋介石下狱后，曾经营救过他出狱。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他，还是在周总理安排下，他躲在了一艘去香港的轮船上化装成船上的厨师，才得以逃离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转道大连到北京参政。

 １９５７年，他因“新人口论”出事。周总理特别找他谈话，劝他“认个错”，写个“检讨”，过那一“关”。他当时感到非常的为难……过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中心的感谢》文章在《新建设》上刊出，以道他内心的难言之隐：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是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里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的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我爷爷１９７１年底患直肠癌，１９７２年，他住进北京医院。院方对一个９１岁老人的治疗出现两种意见，以天津市人民医院著名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为一派建议做手术，北京医院的有一派不同意。最后报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作了批示：“病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医务人员就应当从手术着想。由天津的金显宅、王德元主持手术，议后望告。”

 周总理每次总在我爷爷生死悠关的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大的帮助，就好像老爷子的保护神，所以我爷爷很敬重周总理。１９７５年时，周总理再次当选国家总理，我爷爷特意让家人代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贺信：“我非常高兴听到你再次当选国家总理，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年事已高，还能看书读报……祝你健康！”然后他亲手属上自己的名字。这封信是我到邮局寄的，信封上写的是：“北京　周恩来　收！”——当时邮局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地看着我。我后来从一份有关周总理的资料中看到，他收到了那封信。

                       他与周恩来最终一别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０日，我家接到了要我爷爷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这回怎么也瞒不住老爷子了。那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父亲把报纸给他看了。他一看，什么话也没说，就见那张报纸很无力地从他手上掉落到地上。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得的是直肠癌，做了手术，大小便失禁。我们考虑到周总理遗体告别的地方是非常庄严肃穆的，怕他万一……影响不好。另外医生也再三嘱咐他不能外出，那正是冬天吗。我爷爷声音非常大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１０月１１日下午，接到通知的第二天。那天，我爷爷整个一上午，早饭、午饭都没有吃，连一口水也没喝。他怕进食进水以后要排泄，到那里非常不便。他当时９３岁了，头脑还那么清楚，什么都明白。

 第二天下午，我们兄弟四个一起陪他到北京医院。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室很小，前来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很多，得在门外排队等候，那天风也很大。告别室里摆了很多很多的鲜花，都快塞满了。我用轮椅推着他小心翼翼到周总理的遗体前，他使劲的把身子从轮椅里向前倾斜，我明白他是想向周总理鞠躬，但是他早就站不起来了，平时就只能坐在轮椅里。我尽力把轮椅往前推，尽可能地向前倾斜，帮助他鞠躬；反而我自己到没能给周总理鞠躬，现在想想真有点遗憾。我慢慢地推着他围着总理的遗体转了一圈后，他非要再围着周总理的遗体转一圈，于是我又推着他转了一圈。那天回到家里，他一直斜靠在躺椅里，一句话也不说。他从１９３９年和周总理相识，到１９７５年，３６年了，在这３６年的风风雨雨的路程中，周总理救了他的命，就有好几次。他对周总理的感情能不深吗？

 １９７９年，陈云批示：“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

 同年，胡耀邦批示：“要认真核实清楚，向中央提出报告。但请尽快完成这个工作，未完成前可派人去看看。”

 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在我们家向我爷爷宣布：

 “一九五八年以前，到一九五九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同年，我爷爷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三次全会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该给你爷爷做个“面模” 

 我爷爷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０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故的，享年１００岁。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５日，北京医院的整容医生马燕龙，他负责给我爷爷整容。他对我说：“你们应该给你爷爷做个‘面模’。现在我们中国人不懂的做面模的意义和价值。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有留下面模，只有郭老（沫若）留下面模，很可惜。在国外一般的名人死后都做面模，留以纪念。”

 我那知道什么叫面模呀？听马大夫一说就是把人的脸用石膏做成模型，收藏纪念。我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回家跟我奶奶说，她一听要把石膏往我爷爷的脸上抹什么的，就不同意，觉得这对死者不尊重。但是我始终认为有意义，就问马大夫做一幅面模要花多少钱？他说９０块钱，可以请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的人作。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４０多块钱啊，这一下要花我两个月的工资，那我也作！我一咬牙，就私下里让马大夫帮助办这件事。在八宝山我爷爷的遗体告别之后，那的工作人员就先让我们家的人退场了。我留了下来，面模一共做了三副，一幅送给了马燕龙大夫、一幅送给我奶奶、我自己留下了一幅。

 后来没想到还真用上了，１９９６年北京大学要给我爷爷雕个铜像，他们当时请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主任司徒昭光教授。他手中的资料就是搜集了我爷爷在各个年代的不少照片，他总觉得对人物的面目把握的不准。可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不知道这件事。我奶奶已经去世了，也不知道她把我爷爷的那个面模放哪了。我回来后，司徒昭光已经我爷爷的头像塑定了，请我们家人去过目，审定一下，看看像不象。司徒昭光说有些地方把握的不准，不够完美。我告诉他我有我爷爷的面模，他一听很高兴，我就把我爷爷的面模拿出来给他参照。后来我爷爷这座雕塑的脸部的表情，就是参考了这面模塑的。我们老家浙江绍兴也给我爷爷雕了一尊塑像，也是参考这个面模做的。看来我当时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马燕龙大夫。

我爷爷去世后就留下点旧衣服，还都送给浙江老家的马寅初纪念馆了，他一生真是两袖清风。我想起我爷爷１９５０年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为该校师生的题词：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我的爷爷马寅初的一生就是这样。

    

 点评：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教育界那些星光璀璨的大师们，可谓空前绝后了——脱帽吧！

 

 注：马寅初及其家人的图片资料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