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全面推广「快乐行动」运动的伦敦政经学院教授，也是《快乐经济学》一书作者理查．莱亚德（Richard Layard，见图），以此为例说，「所以快乐对你是有益的，也是人人都想要，但很多人却没有的东西。」

    　从莱亚德《快乐经济学》书中指出的影响快乐的「七个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群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大约可以理解，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快乐的人。

    　莱亚德认为，我们花了太多气力跟别人比较，而使自己不快乐。问道，如果我们把擅长彰显人类荒谬苦恼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Samuel Beckett）指出，「世界上的泪水，是一种恒量。」的观念，反转过来思考，从个人到整个社会，都以增长快乐为目标，有无可能，让快乐而非泪水，成为世界上的一种恒量。

    　对于莱亚德，快乐是现代社会必需追求的一个「理性目标」。他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更快乐，从个人、社团到国家政策制定者，都应思考迈向快乐的具体途径，群策群力，才有机会满足，「人们对更好的生活，深沉的渴求。」

    　莱亚德对现代个人和当代社会，该如何追求快乐，改善周遭，让生活更具质量，提出了新观念与思考，甚至具体方法，例如施比受让人更满足，这些我们可能耳熟能详，但却不记得上次实践，是什么时候的事？

    　如果说，莱亚德领导的「快乐行动」运动是宏观的，引人深思的。那么，《快乐》（Be Happy） 一书作者、「快乐工程」（The Happiness Project）的创建者罗伯．贺顿（Robert Hilden）和他推广的活动，反射的则是现代人迫切想要寻求、捕捉快乐的不安与焦虑。

    　根据贺顿，他在一九九四年创立「快乐工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谈一下快乐这件事」，因为在他的在哲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习与训练过程中，他发现，谈的多是「不快乐」。他觉得这有点不太对，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快乐是什么，如何会不快乐呢？

    　贺顿「快乐工程」初衷很简单，但想要发掘，如何可真正让人快乐，或者，找到到底什么可以让人快乐的答案，却艰困万分。二○○六年，在英国经济高峰期时期，贺顿帮英国广播（ＢＢＣ）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快乐的处方》，发现一九五七年，二战后的英国物质虽不充裕，但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人，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二，到二○○六年，这个比例却滑落到百分之三十六。

    　如今，大家都在探讨同样的问题，快乐到底是什么？如何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答案却似乎仍然是谜。

    　尽管不清楚什么是最优质有效的《快乐处方》，贺顿每年在伦敦举办快乐训练讲座和课程，却是场场爆满，一位居住在伦敦的女友，因订不到今年底的训练讲座，而决定飞到纽约上课。 训练课爆满，不一定要有真学问。就像全世界都在炒股票，不代表人人都懂股票。我们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证明，当全世界人人都懂得股票的基本价值，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股票市场（Grossman-Stiglitz 理论）。

    　贺顿为什么那么具吸引力，翻阅了他的书，发现他对快乐也无定论，只是让你自己去面对和思考这个议题。而他强调的，象是「你对快乐的定义，对你人生的决定具有重大影响。」；「美好之事源于真正的快乐。」；「快乐的人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大概还不足以吸引我花费上千美元或六百英镑去受训。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像朝圣般的涌进，希冀能够在三、五天，或数周内，找到快乐的源头呢？

    　快乐或许是个简单的东西，就像呼吸一样，是我们自己把它复杂化了，所以才会觉得迷惘，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吧。

     快乐也可能是无法捉摸的东西，是永远无法真实的搂在怀里吧。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我们人人追求的是快乐，而不是国民所得指数。快乐，快乐，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