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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业源头

     我做了一辈子教师,栽培学生与推进民主法治思维是我的命业。培养了上百个博士生(单单在我参与创立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美博士班就有将近一百个博士生),也默默地、无声无息的为中国现代化做打桩的基础工。问心无愧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这条蜿蜒寂寞而又心灵充实的羊肠小道的起点就是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的北美研究生班,由邹至庄、邢慕寰、刘大中、费景汉、蒋硕杰、顾应昌六位老师在1966年对蒋介石总统做的建议:建国之道首在人才。经过一年的准备,在1967年台大经济学博士班开始招生。 收了两个博士生:赵捷謙与林华德,及八个硕士生。 我是其中之一。由于蒋硕杰老师是罗策斯特(Rochester)的讲座教授,而当时罗策斯特城中的两个光学产业柯达及全录是全世界最当红的高科技,按当时的股市分析与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两个最可能的世界科技中心是硅谷(电子)与罗策斯特(光学)。罗策斯特大学有资金帮助台湾发展经济学。我们研究生班上10个人有五个去了罗策斯特念博士。这是蒋介石总统到到台湾后第一批『 有规模』公费留学行动,这个『公费』来自邹老师六学人安排促成的罗策斯特大学奖学金。当时除此之外只有教育部公费留学, 经济学门 每年一名,我考过两次,都获得留学资格,但是不是第一名,只有出国资格,没有经费资助。
    在千年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才靠的就是考试。只要有考试的本领,基本上每学期,学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漂亮的成绩单。家贫如洗而天性洒脱的我,从小读书不为成绩。如果没有这六位学者的建议成立北美研究生班,给了我一个有世界公信度的评价,我一定不会成为那时代需要看成绩单又要看存款单的留学生。而我成为极幸运的,既无成绩单、也无存款单的成了名校留学生。而后来居然成为芝加哥大学、沃顿商学院、杜兰大学的教授。我一定要感谢这六位促成台大经济学研究生班的学者。
这六位学者给我的启示,让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世界顶级的会计学系、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北美金融与会计博士班,及在浙大创立了李志文商学班。
    邹至庄老师谈到的对蒋介石先生提供国家建设咨询的会议后来在1972年发展成为国家建设研讨会(简称国建会)。在当时的台湾是件年度大事,新闻媒体深度报道,在1992年,台湾已经走上民主法治,民意代表充分的发挥建言及监督的角色,才停止。我参加过三次,每次都是被大群媒体围着,是在戒严时期及解严初期最重要的言论舞台。不少学者就是经过国建会的历程而进入政府工作,有的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对当官既无本事、也无兴趣,成了终身敬职教书匠。邹老师提到的六位学者也是终身从事学术工作,为海峡两岸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在台大毕业后,在金门服完兵役,凭了考试本领,进了银行工作,又靠考试本领进了台大经济学研究所,本来就是想混个学位,考几个证照,过个白领生涯。这六位学者改变了我的一生轨迹,让我追求心灵的安详,而不是醉生梦死。我诚挚的谢谢他们。

注:邹至庄老师提的五人小组,没有包括土鳖邢慕寰老师。这个五人小组是高飞高去的贵宾,真正把这些想法落在实处的是邢慕寰老师。邢慕寰老师这个土鳖只是没有拿洋学位,可是在美国念书是跟着诺贝尔奖得主Kuznets 学习,成为中国编列第一个国民经济账户的学者,他在美国念书时候写的的论文发在世界顶级的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上,当时全世界华人能有这种功力的学者应该只有个位数,而他终身只有学士学位。他如果想混个博士学位(不是现在满街跑,付了高价学费的在职博士)是易如反掌。他没有博士学位,代表了他高不可攀的风骨。

我自己有个海龟的忏悔。我是在1982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候,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回到中国大陆讲学与提供咨询,三十年来高飞高去,到处受到贵宾式的接待,只有在最近十五年,深深的在国内扎根、不再有贵宾的光环,才真正的认识国内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没有硕士学位的卧龙藏虎。许多只有学士学位的老教授,比有一大串学位的花蝴蝶更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及一代代的中国学生。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邹至庄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这次回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第30次院士会议,是我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后的四十二年,这又是我在1966年第一次回台湾后的四十六年——1966年,我也是访问中央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被邀请作计量经济学的演讲。回想台湾过去的四十六年,值得向大家报告。

我1996年被请回台湾,是因为台湾的政府欢迎海外的中国学者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的工作,把他们当作台湾的人民。1966年台湾是相当穷的,中央研究院现在的设备大部分还没有建立,我们住在研究院对面的一所日本式平房,外面可以看见水牛,但是经济研究所已经成立,我是在所里做报告的。

台湾的经济发展,大部分依靠国民政府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领导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才在政府服务的包括叶公超、严家淦、李国鼎、孙运璇、沈宗瀚、俞国华和其他能干的菁英;在教育界与学术界有胡适(不幸在研究院开会1962年过世)、王世杰(当过外交部长和中研院在台湾第一任的院长)、钱思亮(当过台大的校长与中研院的院长),还有其他在中研院非常杰出的研究员。我幸运的有机会与为台湾建设的菁英在工作上跟他们学习实在获益不少。

我的机会也是台湾政府与领导人们对海外学者的倚重,当时几位经济学的院士有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都是我的前辈,还有顾应昌与费景汉从1967年开始我们当了蒋介石的经济顾问,每年暑期回到台湾与台湾行政院的五人小组合作研究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回来以后第一个星期五人小组包括行政院秘书长,中央银行行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主计处长,每天早晨从九点到十二点由他们解说台湾最近的经济问题,以后几周院士们共同对经济问题做研究,研究结果与建议我们再向五人小组报告,经过大家同意院士们把报告公开发表在台湾的报纸上,公开发表的重要作用是政府要台湾人民知道经济政策是经过经济学家的讨论与慎重考虑决定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技术的引进。李国鼎对这方面的贡献很大,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在新竹建立新竹科学园区,把电子与相关的技术引进,这个政策与用国营企业来办电子与相关的企业是不同的。台湾的政策还是希望民营企业去办电子企业,政府的角色只是引进技术而已,这个项目也靠了一般在美国的专家回来帮忙,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李国鼎请了张忠谋博士回来先当新竹科学园区院长,后来1987年由政府的资助建立台湾积电体路公司。

今天海外学人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如以往,这也是当然的:一方面台湾自己已经有一干非常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经过经济发展以后政府的功能减少了——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台湾建立了民主制度,使得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率没有从前好,第二是台湾经济已经相当的发展,进一步发展的速度会减慢。当然,台湾政府还是欢迎海外学人回来帮助台湾的建设,每一次在院士会都有一段时间来讨论中研院与院士们对台湾建设的项目,讨论的结果会在报纸上刊登。

中国大陆的政府也非常欢迎海外的学人回国服务,政府决定了不少政策,例如两千人计划。一般而言,回内地的中国学人比较1960与1970年代回台湾的年轻,因为中国留学生从1980年以后才能出国求学,但不少年轻的海归已在政府与教育界有相当重要的职务,他们介绍了海外的有些思想帮助中国的发展。

最后,我想谈谈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合作。经济的融合可以从四方面谈,就是贸易、投资、人才的流动与由前三者带来的技术,这两个经济体在四方面都有合作。1980年代台湾在中国大陆投资促进了大陆的经济发展,1990年以后大陆的经济也进步了;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对彼此都有好处,人才的交流也增加,就中研院来说已经选举了中国大陆的公民当了院士。中国大陆政府非常欢迎台湾的人才到内地参与经济建设,包括有些从前在台湾当过行政院副院长与部长的。台湾政府还没有那么开放,可能因为政治因素。我想以后两方面人才的交流会继续增加。

(注:邹至庄,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曾向台湾及中国大陆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八十年代实施“邹至庄留学计划”,经济学家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于此。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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