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九日对在台湾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个特殊日子，叫做“青年节”，纪念黄花岗72烈士。这些一腔热血、满怀理想的年青人，以卵击石，在广州起义，他们的鲜血震撼了世界，动摇了清廷。半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帝制画上了句点。

 

     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有双重的意义。我的一篇学术论文，在20年前，引起一个做学者的兴趣大于做宰相兴趣的硬汉的注意，因而在20年前的今天创立了清华大学会计系。这个硬汉后来成为开国以来口碑最好的国务总理。他是清华大学全体师生的骄傲。他对会计学在现代社会功能的认识，深刻到让自己的儿子朱云来在美国读了一个会计硕士学位。我可以轻而易举帮朱云来在我任教的沃顿拿到硕士学位，而朱先生的德行高到不但自己不发一言，他的左右也不敢吭声。他的家教好到，做为投行高管的朱云来，与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站着，我是坐着。我一再示意，他也不坐。 

 

     在1986年，我是沃顿商学院会计博士班主任，也是沃顿历史上第一个华人学术主管。我接受了会计学的一个重要杂志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会计与公共政策学报）的邀请，写了一篇特约社论 （quest editorial)。在50年后，有可能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会计学术文章。它就是：会计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 （ http://dx.doi.org/10.1016/0278-4254(87)90007-X ）。文中我用有效市场假说的简单内在含义指出经济发展最大障碍是信息缺失造成的资源配置失当。建立完整而健康的会计信息体系，会产生高效率的资本市场，而高效率资本市场会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全社会因而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这篇文章影响了一些人，也成为朱镕基先生在北京、上海、及厦门建立国家会计学院的动机。

 

     下面的照片是纪念朱镕基先生关于发展会计科学讲话20周年。这张照片有老中青三代。坐在正中间，穿黄夹克的是梁有能先生，当时是清华常务副校长，他负责筹备清华大学会计学系及国家会计学院。他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安排我到清华大学任教，及参与国家会计学院的设计与执行。当时整个中国几乎没有海外学者长期的及实质的参与中国学术建设。在开始头两年的校长与海外学者的年夜饭是区区小我坐上首席。

 

     我是梁校长左边穿黑色西装，而我的左边是我在杜兰的学生陈晓，系会计第二任系主任（接陈小悦），梁校长左前方（红衣）是现任系主任肖星，我在清华训练的第一批博士。第三排都是我的徒孙辈了。他们与世界完全接轨，做学问的，能发表文章于世界顶级学刊，做事业的都是在顶级投行及四大会计事务所任职。

 

这张照片见证了中国会计学术及资本市场开创性的三代人。应该有点历史价值，是为记。